作为首部大部分由华人参演的迪士尼作品，开拍就已经备受瞩目，就演员阵容来说是很惊艳的，初看大部分也都很适合自己的角色。但是从导演不是李安，而改由妮基·卡罗开始就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也确定了这将是中国元素下的欧美牌故事。
果不其然，新版花木兰一经上映，仿佛一口气得罪了全世界：华人观众能看到美国中心的傲慢，非华人观众看到了重置电影的剧情混乱，保守派看到了苍白无力的政治正确，自由派看到了过时的忠义理解。
作为西方群体，从《蝴蝶夫人》深入西方开始，西方人便把东方女人固定化为美丽温顺而害羞矜持的“蝴蝶夫人”，甚至幻想着自己是《蝴蝶夫人》中残忍的平克顿上尉，一个柔弱而顺从的东方女人愿意为他牺牲自己、无条件服从。这就是西方思维对东方的一种控制方式，是后殖民主义的产物，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固化东方形象假设，让东方人成为西方人的反面。
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指的是西方学者对阿拉伯和亚洲文化普遍持有的简单化、刻板和贬低的概念。
东方主义有三重含义：一、欧洲 19 世纪形成的有关东方的一套知识体系；二、该知识体系生成的将东方异类化的神话或“套话”，总是将异己的文化描绘为残暴、腐朽、奇葩和未开化的，从而衬托西方的文明、理性、科学与先进；三、东方主义话语建制的西方对东方的支配关系。
总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用来保持自我感觉良好的“意淫”。
这个导演很明显就是深受东方主义影响，从花木兰电影中可以看出电影仅仅是把中国的几个知名特色，包括福建土楼（花木兰生活的年代是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北魏，而福建土楼在12世纪的宋代才出现）、凤凰、长城、晚唐妆容、八仙桌（南北朝人是席地而坐吃饭的）和气功等元素堆砌在一起。把花木兰的气功以西方女巫隐藏黑暗力量的套路来叙述，反复出现的“忠勇真”品德仿佛是女巫口中的咒语，花木兰对荣耀的执着更像是欧洲骑士，凤凰就像西方神话里的天使动不动冒出来报个喜扇扇翅膀。
如果把这些元素剔除完全还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加上去实在是累赘跳戏。这说明导演要么根本没有认真了解过这段历史，要么了解了对中国也没什么概念，而在电影主线上，这位西方导演却有一套完整的西方幻想，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完全曲解，对中国丰富的民族完全没概念。该电影认为柔弱笨拙是古代中国女子的特征，将中国古代女子地位低看成是当时东方的风潮。要知道，在战事多发的北魏时代，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母系社会力量残存，拓跋鲜卑女性不仅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崇尚武力、精于骑射，女人上战场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北魏时期也出了一些像文明太后冯氏的女性政治人物。
该电影对忠诚的定义有点奇怪，对中国的家国情怀也有误解。首先，花木兰是拓跋鲜卑族，不太可能整天念叨汉族儒教的忠孝教条。另外，电影没有准确呈现花木兰上战场的保家卫国情节，花木兰的一句“我有使命保护皇上”呈现出来的是对权威的唯命是从，影片中对皇上的描绘很少，不管皇上英明与否，花木兰都傻乎乎往前冲。就算用汉族儒家的忠诚来解释木兰的动机，电影呈现的忠诚是愚忠，其实儒家是反对愚忠的，君臣之间不是人身依附的关系而是对等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部电影的最大败笔在于加深了西方对华夏政体的偏见与意淫——东方的个体没有说话权。
很遗憾的是，该电影的四位编剧没有一位是华人，大部分西方剧作者从没有接触过东方文化，纯粹以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来理解东方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意淫。
中国人看《花木兰》的感觉，就像俄罗斯人看美国人拍的《战争与和平》，法国人看英国人拍的《悲惨世界》，味道不对。怪不得李安导演在接到这部剧本的时候直接拒绝，李安是非常讲究时代背景还原的。
当然这部剧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西方市场对于中国首次的真人电影尝试，也证明了日益增长的中华文化影响力。虽然这部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但是也开启了中国演员进入西方视野的大门，毕竟以前华裔和中国人演员在好莱坞当主演的机会远远低于白人。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方人能在多次交流之下更加理解尊重东方文化，而非纯粹用片面的碎片拼接，用东方主义灌溉，拿出一个四不像的电影来赚中国人的钱。
原文作者：罗红霉素
编辑修改：夏冰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