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往事丨平反后，我的藏民叔叔阿拉旦巴回到了故乡

诡谲的事出现了。黑压压一大片兀鹫，在天葬台边“吱吱嘎嘎”地争夺摆在地上的骨肉，而后，挥起健硕的身体准备起飞，可抖了几下翅膀，怎么也飞不起来，它们抬起头四处张望，踉跄着走到更高的山坡上，借助气流呼扇着大翅膀总算勉强飞了起来，可飞到数米高的空中挣扎了几下后，便失去平衡、纷纷扬扬地坠向了地面。

天葬师是位七十多岁的藏族老人，虽也吃惊，还是在镇静中看明白了原因，转身走到石床后的小帐篷里，提出烧好的一铝壶茯茶，来到昏昏沉沉打起盹的兀鹫面前，把茶水倒在自用的茶碗里，轮流把它们一个个抱在怀里喂了一遍茶水。它们静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好久后才清醒过来，从颓废中慢慢恢复了强悍的元气，矫健地飞翔到蔚蓝的天空里。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它们的消失，迷惑地问天葬师是咋回事。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因为我的藏族叔叔阿拉旦巴数年来几乎天天喝酒，身上的每寸肌肤都已酒精中毒，兀鹫们吃了他的骨肉后，也跟着酩酊大醉。就在昨天上午11点，我父亲从县医院来到我上班的农行大喊：“杨海滨你快出来一下！”我一哆嗦，以为出了啥大事，一个箭步从办公室跳了出来，他如释重负地说：“告诉你个消息，你阿拉旦巴叔死了……”

还没等我露出情绪，他指着县医院方向接着说：“两小时前，你小婶来我单位找我，说阿拉旦巴昨晚上跟旧庄园老管家的大儿子，在政协家属院喝了一晚上的酒。早上九点被人扶着送回家时已经很醉了，但他又从家里哪个旮旯拿出平时藏起来的一瓶白酒，自言自语地说我得再透透（青海话，意为达到充分的程度），又把那瓶酒喝完。然后剧烈呕吐，脸色乌黑，还大口大口喘着气，高喊着我要憋死了！你小婶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到我办公室向我求救，我们赶紧开车把他送到医院……”

他像没看出我有不耐烦的情绪，继续说：“经值班医生一番抢救，症状缓解。就在大家松了口气时，他说他要尿尿，你小婶就扶着他去了厕所，可在入厕前他又让你婶去找点卫生纸，说他要拉屎。等你小婶离开后，他把摆在桌上的一瓶医用酒精给喝光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你小婶拿着卫生纸回到厕所前，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听到护士在喊，‘这是谁家的病人，怎么躺在这了！’她赶紧跑过去，看见他嘴吐白沫抱着那瓶装酒精的空瓶子躺在地上。经医生护士一番抢救还是没救过来……”

我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手一挥，说：“你阿拉旦巴叔从小把你当儿子看，生前就多次说过，要你在他死后，把他送到天葬台去天葬，你也答应过，现在你得兑现。”我这才明白父亲是要我为他的结拜藏族弟弟料理后事，送他到天葬台去。

我的这位藏族叔叔阿拉旦巴，从我知道这个人起，他就一直在唐格木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81年6月，政府启动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拨乱反正行动。当他在监狱里得到这消息后，立刻给他在1954年结拜的汉族哥哥写了封求助信，托他到县上相关单位帮他申诉、要求平反。

他的汉族哥哥尽一己之力，把与他相关的一大堆材料送到专项办公室，数次到州上找州长和几位老领导，证明阿拉旦巴在建政初期为人民政府所做的贡献，还找到当年的证人来证明他是被人诬陷的。不久，阿拉旦巴被平反，在离开了数十年后重回故乡班玛县。

我是在上初中时第一次见到这位身材高大、面目英俊的叔叔的，他像是唐卡画中的人物一般。他和我父亲结拜为兄弟的事，我从小就听我父亲说过。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委任藏族老红军扎喜旺徐为团长，组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说起，包括我父亲在内共的工作团的220名成员，于1952年8月到果洛高原建立人民政权。

工作团初到草原最主要的工作，是解决多年来各部落因草原地皮纠纷，或各种原因导致的械斗，达成和解，促进团结。我父亲正好和佐洛庄园的大头人同一小组，阿拉旦巴就是大头人的儿子。

这天，我父亲在宣传部长的带领下，骑马去拜访已被任命为县政协副主席的大头人家，当时大头人还留在庄园办公。在庄园大门口下马时，部长见马下伏着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正准备给他当马凳。部长用汉语说：“我们共产党不允许这样，请起来吧。”部长见他不起，就从另一边跳下马来，还扶起那人，随后进了庄园的大院。

站在一边的那位藏族青年在部长进了院后，立即挥起马鞭抽着那个人，边抽边用藏语骂他没尽到职，这情景被跟在后头的我父亲看到，父亲一把夺出鞭子，说：“现在是人民共和国了，不能这样欺负人……”

在这个部落，还从来没人敢对小头人出言不逊，他轻蔑地对我父亲说：“你谁呀？”夺过马鞭仍要抽那人，这时已走进庄园大门的部长回头一看，见他俩要打架，转身走到我父亲身边，说：“你要干啥？胡球闹！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

我父亲愣头青似地说：“不论啥地方，也得让他知道在新中国是不能这样随意欺负人的。”部长说：“你也太鲁莽，我们刚到草原要尊重旧制，然后再改造，这是需要时间的”。他转过身看着对面的阿拉旦巴，把严肃的脸庞换成荡漾着笑意的脸，对他招手说：“来来来，给你介绍个汉族朋友。”

这个戏剧性的见面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一生友谊的开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在这次与头人会面后，部长见阿拉旦巴的汉语水平不错，便邀请他到工作组当翻译，还安排到了我父亲的这个工作组，他们一起到哇尔玉草原进行调解工作。

他们刚到那个部落，就遇到一户牧人的牛羊群误入另一部落的草原吃草，两户牧人直直站在对方面前，毫不回避地挥舞着“打狗棒”。铁疙瘩撞击到对方的脑袋或是胳臂腿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响声，双方都鲜血淋淋、成了血人。即使这样，他们仍然继续轮着打狗棒打击对方，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

阿拉旦巴挥着手用藏语劝他们不要再打，起初双方根本不理他，那块铁疙瘩几乎要打到他的头上了，他这才喊：“我是佐洛部落大头人的儿子，我是阿拉旦巴，你们得听我的。”双方这才停止了打斗。

阿拉旦巴知道这些人的血性，便和我父亲骑马到草原上找到双方的头人，极力宣传政府的政策和主张，但效果并不好。他俩见头人心怀芥蒂，干脆把他们请到工作组的帐篷里，让部长亲自给双方的头人做思想工作。部长向头人反复说，凡是草原上的牧人都是一家人，共同发展牛羊把生活搞上去才是共同的出路和目标，自相残杀就是破坏美好生活。然后部长更细致地做了思想工作，直到最后，头人才明白政府政策的好处。头人的思想一通，下面的牧人自然就跟着通了。

两个头人随之又把自己部落的牧人们全都召集到了这里，在工作组前面的草滩上，听部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效果非常好。数天后，那俩个头上裹着被鲜血浸红的绷带、眼嘴都还肿的牧人，当着各自部落头人和所有牧人及工作组的面握手言和，还发誓说今后要和谐相处。

1954年元月，我父亲随着六名工作人员，赶着20余头驮着物资的牦牛，到知钦草原后勤点。在路过佐洛庄园附近时天色将晚，就将宿营地扎在庄园不远处的草滩上，并在吃过晚饭后去庄园看望他的藏族朋友阿拉旦巴。

1952年7月，果洛工作团赶着驮运物资的马队行走在赴果洛的荒原上（作者供图）

阿拉旦巴看到驮运队到来，非常高兴，硬是留下他们多住了一天，让管家杀了一只羊、煮了一大锅手抓，还用血肠、肉肠、藏式点心及酥油茶招待他们。他俩就坐在帐篷里聊了一整天。我父亲说：“我们在路上时常碰到一些牧人，我怀疑有些是土匪装扮的，说得很多藏语都听不懂，你在庄园也没事不如跟我们去一趟知钦，路上一旦有事你也好出面帮我们，我也利用这段时间继续跟你学藏语。”

当时的阿拉旦巴整天待在庄园里无所事事，听到他的汉族朋友请他帮忙押运，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黎明就跟着我父亲上了路。在到达终点前一天的上午，颇具规模的牦牛驮队在空旷草原上很显眼，引起一个牧人模样的土匪的跟随。当天下午就出现了流窜在果洛的五六个马步芳的残匪----他们都是骑兵出身，骑术高明，冒着驮运队员打来的子弹极速奔驰，迂回着朝他们冲了过来。

从未直面过拼杀的阿拉旦巴，早吓得瘫在地上，而这时一个土匪将整个身体轻盈地斜挎在马背的侧面，挥着马刀朝他俩砍来。为掩护阿拉旦巴，我父亲一脚将他踹开，自己滚到土匪的马下，已落下来的马刀尖在他背上划开一道血沟。他急忙滚了一圈，滚到了一边，抬手朝马肚就是一枪，那马在奔跑中轰然倒下，把背上的人摔得老远，他急忙挥枪上膛对着从地上爬起朝他砍来的土匪又开了一枪。

我父亲不顾刀伤，当他和众人把驮运的物资安全送到后勤点时，已经一天过去了，他的伤口开始感染。阿拉旦巴利用自己的身份，找到当地部落头人，得到几匹快马，马不停蹄地一路护送我父亲回县。这时骑兵三连正好有位从兰州军区下来的军医，他对我父亲及时进行了治疗，很快父亲便脱离了危险。

阿拉旦巴一直认为我父亲是为救他负伤，还几乎死掉，于是认定这个汉人就是他的兄弟，在我父亲还没完全康复时，他就提出要结拜金兰。藏族人的豪爽就是这样，不管你同意与否，他只管拿来两瓶四川白酒，在病房完成了结拜仪式。我父亲长他两岁是哥哥，他自然就是弟弟，一个藏族男人和一个汉族男人的兄弟情意从此正式开始。

我父亲伤好后，再次动员他：“政府现在开始在草原上进行社会主义大建设，需要很多人参加，尤其欢迎像你这样的人，你也得向你父亲大头人学习，为政府为牧人和草原建设多做实事。”阿拉旦巴说：“既然哥哥都这么说几回了，我就得听。”不久后便正式到了县政协参加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到各牧业点，解决因草原地皮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各类纠纷，以及帮助政府搜集土匪信息、提供给骑兵用于剿匪。

1957年夏天，不断从巴颜喀拉山下的夏仓尕玛草原一带传来消息，当地的土匪头子达琼，不断掳走牧人牛羊，甚至还杀死反抗他们的牧人，使这一带的牧人民不聊生，人心惶惶。

这天阿拉旦巴找到他的汉族哥哥说：“夏仓尕玛土匪头子达琼我认识。”汉族哥哥惊讶地问：“你怎么认识他？”阿拉旦巴说：“我小姨是拿让玛部落的千户夫人，我姨夫在果洛工作团进驻果洛后的这几年，被马步芳的人鼓动，在1953年底带着数个家仆和几条老步枪，在这一带草原上当起了土匪，实际上就是一帮流窜团伙，不过他在某次与果洛独立骑兵团的遭遇战中被打死。他儿子达琼，就是我的表哥，接了他父亲的班，成了土匪头。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去过他家多次，所以想着不如我俩去夏仓尕玛找达琼，以亲戚关系说服他投降人民政府，他也有条活路，牧人们也能平静地放牧过日子。”

他的汉族哥哥高兴地说：“如凭你一人之力就让他投降就太好了！”他俩骑着马去了夏仓尕玛草原。

没想到达琼根本不搭理他们的劝降，还认为这是表弟引诱他被政府抓获的阴谋诡计，不过看在表弟的面子上没动他，却要把他的汉族兄弟给杀了，在他苦苦哀劝下最后还是把他痛打一顿后，让他俩离开了夏仓尕玛。

俩人劝说失败后，垂头丧气回到县上，正好在政府大院碰见来县上检查工作的扎喜旺徐，听说此事后，立即让县长、政协主席和他俩到他的招待所开会，说：“劝说不成就得消灭，坚决不能让达琼这伙土匪在草原上为非作歹欺圧牧人！”

县长、政协主席又和骑兵三连长商量了一个对策，让阿拉旦巴和政协另一个藏族干部化装成牧人，再度骑马来到达琼出没的草原侦察。打探到他们要抢劫一户牧人牛羊的消息后，我父亲又立刻骑马报告给驻扎在知钦牧业点上的骑兵连一排长。骑兵们挥着马刀如洪水淹没般涌过去，达琼在包围中还想顽强抵抗、指挥土匪们还击，自己却趁人不备骑马朝背后一条山谷跑去，但他不知阿拉旦巴早就盯住了他，便也追了上去。

达琼见阿拉旦巴一个人，便放慢速度对他说：“我们可是兄弟，只要你放我走，以后我让我妹妹给你当老婆，再给20匹马，一百只羊。”另一个骑兵从后面追了上来，看见阿拉旦巴从他的马上一个飞扑，到了达琼骑着的马上，俩人滚落在地时，骑兵端着步枪瞄准了达琼。清剿行动就这样结束。

矗立于达日县的果洛建政纪念碑（作者供图）

这年冬季班玛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大雪，其中几座雪山也被封死，县粮站的仓库早在一星期前就没了粮食，这让县上数百人一下陷入断粮的危急状态。

缺粮的消息往上级政府层层传递，最后惊动了国务院，便派兰州军区的直升飞机来空投粮食，省政府通过电报告知县政府，提前找到一片开阔的空投地，还约定了空投的记号。

由于班玛县城处在狭窄的山谷，不适合投放地的要求，县领导最后选定在离县城五六公里外的玛可河对岸的江日堂投放。可玛可河的主河道在冬天也湍急如雷，原本河上那条钢丝索道半年前被土匪破坏还未修复，一时过不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钢丝索道接通，再接大队人马过河接应空投，这就需要有人先渡河抢修。

阿拉旦巴在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和他的汉族哥哥一起到附近寻找牧人的羊皮伐子准备先行过河，但在冬天开始前，牧人们就已离开这里去海拔更低的冬窝子过冬去了，根本找不到羊皮筏子。可这时距约定空投时间只有一天了，时间不等人，阿拉旦巴自告奋勇，裸身站在结着冰的主河流的边沿上，准备泅渡冰河。

阿拉旦巴10岁那年，随他的大头人父亲去成都经商时，在那住过几年，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果洛藏区藏族高层在成都或附近都有自己的宅院，所以他在成都期间就学会了游泳，流利的汉语也是那时练就的。他的汉族哥哥把一瓶青稞酒的瓶盖用牙咬开，然后递给他，他一气喝完后将酒瓶往冰面上一摔，清脆的响声像他泅渡的决心。他的汉族哥哥又用一瓶酒喷洒在他身上，和另外几个年青人不停在他身上来回搓到发红，还在他腰间拴着一根长长的牦牛绳，然后阿拉旦巴就跳入了激流。

此时的河水至少在零下数度，他几次都被淹没在青白色的浪中不见人影，又顽强地像跳龙门的鲤鱼，在岸上人们一次次的惊叫声中一次次沉浮出现，好一会后，他终于赤裸着青铁色的身体，踉跄着出现在距下游数十米远的河岸上。

他在河对岸折腾到了傍晚，才把一根新钢绳架到原来的铁杆上，这边立即滑过去了农机厂的几个师傅，终于成功接通并加固了新索道。

阿拉旦巴当即就开始感冒发烧，通红的脸被滑过索桥的汉族哥哥看了出来，要他回到县城休息。他说：“这一带牧人没有不知道我阿拉旦巴的，遇到困难只要我出面都会积极帮忙，我还是留下来吧。”汉族哥哥觉得有道理，从口袋里掏出瓶感冒药给他，他倒出一把丢到嘴里干嚼着咽了下去。

阿拉旦巴知道在连续下了两个多月大雪的河岸上，很难找到成堆的干燥牛粪当空投信号燃料，于是他对他的汉族哥哥说：“这一带的牧人都去冬窝子了，我俩得去十公里外的五扎寺找到阿卡，到天葬台找天葬师，只有他们能帮上忙。”果然，直到凌晨他俩才一身疲劳地在指定地点堆起了三堆牛粪。

12月13日上午11点，这块相对平坦的雪原上，终于冒起了浓烈黑烟，在阴沉的天空中看起来格外刺眼。不久空中出现了隆隆作响的飞机，它在黑烟的上空盘旋一会后，展开了一个个犹如云朵般的降落伞，像盛开的格桑花一般飘向了地面……

后来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断章，阿拉旦巴离开了班玛县，直到1983年得到平反后，他才走出牢狱、重新归来，并在政协恢复了公职，补发了18万块钱的工资。要知道当时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块，这18万就是个天文数字。他一下变成了有钱人，从此的生活也仿佛判若两人。

有天民族中学的老师，请他到家属院里喝酒，他在那认识了女学生卓玛，一问身世，才得知卓玛竟是马倌的孙女，也就是他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时趴在地上当马凳的那个老男人。他哈哈大笑，说：“哦呀（藏语助词），原来都是一家人！”一个月后她便退了学，虽小他三十岁还是成了他老婆。

他和卓玛是头婚，在政府大灶包了三十桌酒席，这时县上还没有一家饭店，政府大灶是最厉害的食堂。婚宴那天不管认识不认识有礼物没礼物，只要是县上的人都可以去吃饭喝酒，婚宴成了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刻。

当生活恢复正常后，老部落的人们纷至沓来，来看望他，他在牧人心中依然还是他们的大头人，每次来都会带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酥油包，他俩也吃不了多少，久而久之慢慢堆成了小山。

有天他来我家和我父亲喝酒时，还给我带来一包，又一次对我说：“我就你这么个侄子，等我死后你要把我送到天葬台天葬。”我跟他开玩笑说：“那些兀鹫我可不认识，趁着您还健在，用您的酥油提前把兀鹫们打点好，到时让它们尽快吃掉您。”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句话起了作用，反正那之后的每个星期天，他都带着老婆和一包酥油，到江日堂天葬台边的山坡上，煨起桑烟，召唤兀鹫来吃被他精心捏成团的、便于吞咽的酥油团。他诵着六字箴言，在一边看着兀鹫饕餮的模样。

江日堂的煨桑台，阿拉旦巴当年在这喂兀鹫吃酥油（作者供图）

在高原上，由于气候寒冷，白酒就成了牧人们随身携带的御寒饮料，也由于老部落的牧人来看望他时总带来一箱箱的白酒，所以他开始喝起酒来。酒和猎枪、骏马对一个牧人来说，那就是必备的三宝，是天生的生活方式，他酒量平时就好，更是天天喝酒。在不知不觉中，他还把老婆也培养成了酒辣辣(青海话，嗜酒者)，虽然我父亲以兄长的身份教育他数次，但他只当冬季刮过的风，并不理会。

有天阿拉旦巴来我家里对父亲说：“我要带着卓玛去内地旅行，别在哪天死了连内地都没去过！”我父亲说：“应当去好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后再振作起精神，为班玛继续做你应做的新贡献。”

两口子从班玛县坐班车到了西宁，仗着有钱非要坐飞机，但在买机票时却需要县级以上证明，他宁可住在西宁宾馆打长途电话，让他的汉族哥哥在县上帮他开好县级证明寄来，也决不改坐火车。他认为坐飞机才符合他的身份，他飞到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汉等地。

在大城市，去景点都是从宾馆坐小巴，往往车还没到景点他已经在车里和我的藏族小婶喝醉了，要么唱着高亢的“拉伊”（情歌），要么呼呼大睡错过景点。开车的师傅叫醒他，让他俩看风景时，他睁开迷惘的眼朝远方瞄了一下，说：“好好好！我已到此一游过了。”然后又呼呼大睡起来。后来夫妻俩又去西藏朝拜，按说应当好好看看，但老毛病不改，仍是一路走一路喝，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旅途就是在喝醉酒后的睡梦中完成的。其实这时他早已有了酒精信赖症，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

几年下来，他把手里的钱全花光了，但酒瘾却已养成，没了钱就去找他的汉族哥哥借，说：“我手里有三张1万定期存单没到期，提前取出来很不划算，你先借我三百，随后我连本带息还你。”他还无数次以这理由借钱，沉溺在酒水中不能自拔，早已没了力量来挽救自己。

他的汉族哥哥也救不了他，对他已失望透顶，不再错钱给他。他马上转移方向，向他的汉族嫂子借。我母亲觉得他以前吃过不少苦，是个好人，每次都是几百几百地给他，他拿到钱后表态说：“这钱我是要还老嫂的。”可就是不见行动，而我父母除了要赡养老家的双亲外，还要兼顾我们一家的生活，前后借给他有四千多，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所以后来，当他再向我母亲借钱时，她让他先还完以前的借款，他佯装无辜，反问：“我借过你钱吗？”我母亲笑着骂他脑子缺氧，从此也不再借钱给他，但不时买几瓶酒悄悄塞给他。

我念着他和我父亲的特殊情意，以侄儿的身份常去看望，他因喝酒已把身体喝垮，完全不像几年前归来时我第一眼见到的那个强壮高大的男人。我要带他去医院看病，他却用可怜兮兮的口吻说：“如果你认为你还是我侄儿的话，先给我买瓶酒喝喝。”他乞求的眼光让我心疼，当即给他买了一箱白酒，他在看到我买来的酒时，眼睛闪出雪山上冰凉耀眼的光芒，迫不急待地打开瓶盖，深深喝上了一口，闭着眼回味地咂着嘴，然后转头看着我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我侄儿对他阿拉旦巴叔叔最好。”后来我又多次买酒给他送去，每次他都谦卑地讨好我，这情景让我心里很是难过，但也没法改变，直到1986年3月28日上午，他喝到被送到县医院抢救，虽被医生抢救过来，却在最后，被那瓶酒精给彻底溺死。

20世纪80年代，江日堂天葬台的一角（作者供图）

我借了单位的“东风”卡车，把他的尸体拉到江日堂天葬台，无数面五色经幡，在狂风中荡起，如同海中波涛。我看着年迈的天葬师，煨起孤独而又浓烈的桑烟，朝蔚蓝的天空召唤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兀鹫们，它们扇动矫健的翅膀来到天葬台，把我的藏族叔叔阿拉旦巴的灵魂带到遥远而又幸福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