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158】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国家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从射鱼徽号与鸟形徽号来看，三星堆埋藏坑出土有一件包金杖身，该金“杖”图案的最下方是两个具有人神双重特点的人头像，在人头上两两相对排列着四根带羽箭，每根箭的前端射入一条鱼的头部，箭杆的后面各有勾喙的一只鸟。金杖上的图案实际上可以分为左右两组，每组一人头像、一鸟、一带箭鱼。由于这样的图案反复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村遗址的高等级器物上，因而很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一个徽号。射鱼图符可以视为三星堆国家的一个社群或族群的徽号，同样，鸟图符也可以独立作为一个具有社群或族群标志的徽号。三星堆国家射鱼徽号的社群，可能就是掌握着世俗行政权力的辫发族群，他们的首领持握着龙首杖作为标识；而三星堆鸟徽号的社群，可能就是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力的族群，他们的首领持握着鹰首杖作为标志。这种由世俗贵族和神权贵族组成的统治集团，是三星堆国家中央机构的基本权力结构。

就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样貌这一问题，施劲松老师指出，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传达了以下信息：发达的手工业、对社会财富的专控、复杂的宗教理念与体系化的信仰、王权形成、社会分层（统治者、神职人员、手工业者）。同时，从三星堆存在的复杂城址与大型建筑来推测，三星堆的早期国家大致已经形成。 再从三星堆独特的文化与社会样貌来看，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 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和技术，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并用于宗教活动。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相比，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等贵重物不是实用器，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不用作随葬器，不作为礼器来维系礼制。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早期国家样貌都具独特性。

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文化同属一个区域，前后相继，拥有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实为同一的考古学文化，即“三星堆-金沙文化”。 成都平原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可能曾经从三星堆转移到金沙，但这个时期不见实用兵器，没有对外战争或暴力行为的迹象，说明当时人口增长，社会和平稳定。 三星堆-金沙文化之后是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此时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突出表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例证之一即是墓葬的变化。春秋时期出现了规模巨大或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出现严重分化，以此区分墓主个人的地位和身份。

接下来，论坛进入对谈环节。雷兴山老师接着孙华老师引言中提到的“徽号”继续阐释。雷兴山老师认为，考古学判断族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困难之处在于，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与族属并非一一对应，问题解决的思路之一就是寻找能够展现族属特质因素的“族属代码”。 “徽号”可视为族属代码之一。将鱼和金杖联系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性。接着孙华老师的思路，雷兴山老师联想到陕西宝鸡发掘出土的鱼国墓地。在鱼国墓地里，随葬的一部分青铜器跟中原出土的青铜器并无二致，随葬的陶器略有差别，但整体面貌跟中原文化一致。然而，墓地里发现了特质因素，就是在棺内有非常特殊的、不见于宝鸡地区或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这些东西恰恰是三星堆文化最独特的因素。因此判定鱼国墓地属于巴蜀文化。这是其中一个考古背景。

另一个新发现是关于三星堆出现的第三种人群。赵昊老师指出，之前祭祀坑内发现存在两种辫发人像，即辫发人像与笄发人像。但在8号坑内， 现在发现了一种新发型的人像，即立发人像。而且其他几个祭祀坑也出土了这种立发人像 。目前尚不清楚立发人在整个三星堆组群内职能是何，也不清楚立发人与其他两类人（辫发人和笄发人）在组群内的等级顺序。从8号坑和5号坑出土的这几个立发人像来看，它们的头发共有五股，而且立发人的身份和功能似乎十分特殊。以8号坑的立发人像为例，此人坐在青铜祭坛的中央位置，手势呈下垂状态，而周围有几个人像抬举祭坛。当然，坐在祭坛的立发人不止一位，而是共有四位。如果我们将立发人理解为蜀王的话，则有一个问题，即不止存在一位蜀王，而是存在四位。另外，在其他发现的立发人像中，有一个立发人头顶尊盘，另有一个站立的立发人身驮一些东西。可以推测这两个使力的立发人像的身份并不高。 这说明同一种发型的人群也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

许宏老师在发言时首先引用王明珂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表示，当我们看到一个地区出土相关的文物，而产生讶异之感时，我们应该反思自身的认知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偏差。之所以产生这种讶异，大概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意无意存在的中原王朝汉字话语霸权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会有一种接受不了的感觉。其实关于三星堆，尽管还有待解之谜，但没有什么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畴。其次，许宏老师深感关于三星堆文化年代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廓清。“绝对年代不绝对”，也就是通过碳14等测年技术测定的年代不一定是绝对的； 与此同时，考古人从文化遗存的角度不断试错推断而来的“相对年代”反而具有一定的绝对性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考虑到三星堆文化中的二里头等文化因素，那么就可以起到重要的标尺作用 。比如从三星堆文化初始阶段出土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质的陶酒器等，结合二里头文化的系列测年数据，就可以将三星堆文化的时间上限考虑得更为精确一些，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空差”，推定三星堆文化的上限不早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也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是合适的。

韩建业老师认为，一个国家统治的范围内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反之，同一种文化也可以属于几个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与文化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样，文化与族属之间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应关系，但并不见得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国家”、早期蜀文化等的内涵外延和相互关系都需要慎重界定。还有，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既要考虑物质文化的联系（如器物的相似性），又要考虑古代文献方面的记载，还需考虑文化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比如在《禹贡》里面四川盆地属于“九州”之一梁州的范围，夏王朝的管辖范围是否包括四川盆地？商代三星堆古国是否从属于商王朝？不见得仅从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异同上就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考古研究会给学者不断提供新的线索，使得学者能够在反思传统研究的基础之上，做更深入的思考。

另外，韩建业老师认为考古学资料往往是零星、片面和残全不全的，本身具有局限性，只有意识到局限性，才有可能做出适当地判断。 以宝墩文化为例，偌大的城址，出土的文物主要就是陶器石器，这使得连四川当地的考古学者没有底气说宝墩文化已经进入初期文明社会。但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玉器和青铜器等没有进入四川盆地，那么能保存下来的主要就是陶器和石器了。或许当地曾经有过发达的竹木器，用竹木建筑房屋，甚至用竹木制作高大的雕塑，成为后世三星堆文化各种特殊雕塑的前身，但这类有机质物品却无法保存至今。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今后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去发现更多线索。所以三星堆文化之前固然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但不见得就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考古学是实证学科，但也需要想象力，考古没有发现的东西不见得没有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