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明劫》看中国古代王朝更迭
电影《大明劫》是王竞导演2013年作品，原剧本为周扬所著（电影于原剧本有删减）。故事的时代背景为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
电影情节分两条主线推进：一是倦于太医院弄权而辞官的游医吴又可，到关中去投奔故人；一为明朝将领孙传庭复出后于潼关整军。最终两人因关中瘟疫而相遇，在孙传庭的支持下，吴又可在军中主持治瘟，然初见成效，孙传庭在朝廷的督促下仓促出关，结果潼关一役败于闯军，孙传庭战死，明朝最后一支精锐覆灭，次年（1644年）明朝灭亡。
电影一开头，就以字幕的形式交代了故事背景，同时也奠定了全篇故事的悲剧基调。
1642年，距明朝灭亡还有两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包围开封，明朝大厦将倾。
电影已经给出了交代，无论是孙传庭还是吴又可所做出的努力都注定无力回天，在观看此电影的过程中，我亦有一种宿命感和无力感。
潼关之役后，李自成攻克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挥师东进，并发布了的《讨明檄文》，其中有非常著名的一句：
“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似乎所有人都认为断定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不是人力之可为。但所谓“气数”又是何物？为何没有一个王朝能像秦始皇所希望的那样“传二世三世，以致万世”永为君？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历史法则在左右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兴衰，今日，我们就以电影《大明劫》为引，简单论述一下王朝更迭的规律。
1，
华夏文明以黄河中下流流域为中心，并不断向四周扩散，形成了东到海，北至长城，西至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南至长江、珠江流域的一大片区域。在这一广大的区域内，华夏文明从产生到发展、至壮大，较少受到外界文明的干扰。
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华夏文明相对孤立，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这一点很重要），其东是茫茫大海（太平洋），西边是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方和西北方是蒙古高原和大漠（仅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西方，即河西走廊），西南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
在古代中国，这些雄山大川、茫茫大海、戈壁高原或原始森林（西南）都为阻挡外来文明侵扰十分有效的屏障，这为中国文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世界古文明中，两河文明（西亚），希腊文明（巴尔干半岛），埃及文明（东北非）均分布在东地中海区域，这三大文明相距不远，地理上也没有雄山大川相阻隔，虽有地中海，但地中海为内海，不仅距离较近，而且波浪不大，跨海航向较为容易（如公元五世纪汪达尔人从北非渡海攻陷罗马），因此这三大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冲撞较为常见。最早从亚历山大时期，就将这三大文明纳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文化”，再到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多个横跨欧亚非的政权都曾统治者三大文明区域。
因此，这些古文明都经历了多次的交融、断绝和新生，而最初的古文明多已不复存在，更无法谈起独立性。
另一文明的发源地——印度文明，位于欧亚大陆的南端（南亚次大陆），两面临海，西部的兴都库什山脉隔开了中亚好战民族，北面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华夏族、藏族的南下，东面若开山脉-柯西马丘陵-纳加丘陵加上大片原始深林隔开东南亚，理论上只要守好了开伯尔山口，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安全的可以保证的。
但印度文明却多次遭到其他文明的侵扰，最早，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到达印度地区，后来又长期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近代以来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或许与其文明内部长期处于分裂有关，在古代，印度文明地区内部始终无法形成稳定而有力的政权。而处于大陆块的中部且偏南的位置，使得其较容易受到西方和北方高纬度民族的侵掠。
此点可以对比中国，在古代，中国很少与其他文明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文明体系，因此不包括在内）。公元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势力正盛，这个强悍的民族不断东征西讨，其在东方的势力一直扩张到中亚一带，这和大唐帝国向西扩张的方向相冲突。两个庞大的帝国在中亚发生了多次冲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怛罗斯之战（怛罗斯在今哈沙克斯坦南部塔拉兹附近），关于此战的规模和具体情况至今还没有定论，我们知道的是此役以唐军的败绩告终，唐军中的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到西方，造纸术和指南针技术也由此流入阿拉伯世界。
但也可以看出，此役阿拉伯人虽胜，但因为距其文明的中心（大马士革）过于遥远，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缟”，阿拉伯人并没有继续向东增兵，其在东方的扩张也止于此。对于唐帝国来说，问题的同样的，怛罗斯距离长安同样相隔万里，当时唐军将领高仙芝战后退回龟兹，虽试图组织反攻，但因兵力不足（安西都护府军）而作罢。
由于地理上相隔过于遥远的原因，两个庞大的帝国并没有爆发全面的冲突，使华夏文明未遭到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和冲击，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地缘优势。
2，
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其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北驱匈奴，并且修筑长城，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秦长城以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修筑而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山海关，长余万里。由于长城大致和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因此，长城便长期作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汉文帝曾与匈奴单于书：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治之。”
自此之后，华夏民族依托阴山-燕山山脉和长城防御体系，作为防备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重要屏障。
在这体系以南的地区里，从秦朝开始到清帝逊位，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诸多的王朝更迭：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由于中国优越的地理优势和政治文明的早熟性（秦后即为中央集权制国家）使得其文明有以下特点：
1，独立性。2，稳定性。3，延续性。
因此，古代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本，使我们可以尝试去寻找其中王朝兴衰更迭的规律。
3，
以明朝为例，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项，一为内部的流寇，二为外部的后金。而两者又以流寇为大。崇祯时著名大臣杨嗣昌曾说过：“大明若亡，必亡于流寇。”（后来果然被他言中）
自崇祯即位以来，大明就已经民变四起，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从崇祯初年的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到后来的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再到后来的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似乎层出不穷，剿不胜剿，神一魁死了有高迎祥，高迎祥死了又李自成，李自成被围剿到只剩十八骑，逃入深山，几年后却依然可以东山再起，一呼百应。
而明末的流寇之所以得不到彻底解决，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农民、士兵、短工等底层民众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而广大民众不断沦为流民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电影《大明劫》中对此亦有所变现：
第十六场，荒野树林中，夜，外。
吴又可边倒药边说：你看起来也是读书人，怎么也反了呢？
头领（李天佑）听后轻叹一声：小弟姓李名天佑，本是秀才出身。连年灾荒，课税不减反增，乡里众人活不下去，准备投靠闯王。
我们从李天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李天佑从读书人沦为流民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为“连年灾荒”：
据《明史·庄烈帝纪》记载：
崇祯十一年，“陕西，山西旱，饥。”
崇祯十三年，“是岁，两畿、山东、河南、山、陕蝗旱，人相食。”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天灾不断，这无疑使得明末本就摇摇欲坠的形势雪上加霜，但倘若仅仅是灾荒，应尚不足以造成层出不穷的民变。大明立国至今已经接近三百年，连年灾荒的情况应不止是崇祯年间所仅有，但流民问题贯穿其始末，却只有崇祯一朝。
李天佑所提到了另一个问题，“课税不减反增”应是民变的重要原因。，此中所指的课税当为明末著名的三饷加派。
据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述：
“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三年，以辽东兵起，先后共增加五百二十万两，毅宗崇祯三年，有加一百六十五奇，两共六百八十五万有奇，综名辽饷，嗣而又增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三十万，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
正统以前，天下岁征共二百四十三万两，所增殆超七、八倍，民穷财尽，为蕴乱之源。”
在这三饷中，仅论崇祯一朝，辽饷为一百六十五万两，而剿饷、练饷共九百一十万两，占崇祯朝“三饷”总数的85%左右，可见三饷加派的主要动机依然是针对明朝内部的流民问题。而明朝末年之所以出现大批量的无业游民，其中主要原因还是一个中国古代王朝十分经典的问题——土地兼并。
第109场，陕西总督行辕，夜，内。（孙传庭设宴杀诸豪强）
孙传庭：天下糜烂，流贼四起，百姓从贼，全因饥寒所致；百姓饥寒，全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以为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他李自成可以输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
这段话实则说出了明末流民蜂起的原因：百姓从贼，皆因无地可耕所致。
随着一个王朝的开始，战乱结束，人口增殖，由于人们不断的垦荒，土地的总亩数一般来说是有所增加的，孙传庭的意思很明白，天下人无地可耕，是因为土地多数都进入了豪强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
明末，小农的部分或者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豪强所兼并，但还要承担国家沉重的赋税，而连续的灾荒之年更使得小农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在此背景下，无数农民源源不断地沦为“流寇”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4，
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一直在中国古代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从西周初年实行井田制，土地为国家（周天子）所有，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使用，诸侯们在其国内亦实行分封，通过层层分封，直至把土地赋给最底层的小农或奴隶耕种。
从理论上讲，上至诸侯，下至小农，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都为周天子所有，他们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铁器和牛耕的出现，井田制已逐渐瓦解。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在国内推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田地登记，作为对国家缴税的根据，这一举措实际上用国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被中国历代王朝所沿用，直至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后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土地私有制伴随着中央集权王朝始末，共存在了两千余年。
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毫无疑问增加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为土地兼并提供了条件。
但为什么土地私有，一定会导致土地兼并呢？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容易理解。
中国古代王朝的开端多会实行均田制，即把国家掌握的土地授予农民，使农民按人丁或者田亩数为国家缴纳赋税，如北魏和隋、唐时期的“均田令”，每个王朝的授田数目不同，但大致每丁百亩左右。
我们以唐朝为例，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在北魏和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均田令，每丁授田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死后归还政府，20亩为永业田，可以传子孙；
唐朝时，进一步放松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
百姓合法迁移和家贫无力丧葬这，准许出卖永业田；
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准许出卖口分田。
唐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唐初实行的以人丁为税收的“租庸调法”已经难以维系，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税法”。自此，中国古代的税收的依据由以人丁数转向了田亩数和资产数。这一举措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进步的意义的，但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从此之后，土地兼并再也不受任何限制。
但在唐朝初年来说，均田制在全国推行后，可以说效果显著。百姓归乡，安居乐业，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隋末以来，战乱频仍，人口流离的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也为后来的贞观之治乃至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朝进一步整顿和完善府兵制，贞观年间始，唐王朝在全国各地区设置兵府，每个兵府大致一千人，兵员主要由农户构成。这些农户平时务农，农闲时训练，战时则自备马匹和武器，以兵府为单位应征；将领由中央政府临时任命，战事结束后，将归于朝，兵归于兵府。
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使政府节省了大量开支，并且使中央政府掌控全国的军事力量，这是唐王朝在前期得以统一和强大的重要保障。
而如此重要的府兵制却在玄宗时期逐步瓦解。
开元十一年（723），府兵壮丁已逃亡殆尽，在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京师戍卫由之前的府兵充任改由招募而成，共募士12万，称为长从宿卫；开元二十三年（737年），边镇戍卒亦由招募而成，因需长期在边境戍守，因此被称作“长征健儿”。自此，雇佣兵制全面取代了府兵制，成为了唐朝中后期的主要军事力量。
府兵制从贞观年间开始推行，至开元年间，已经历百年，而之所以难以维系，是因为均田制被逐步破坏。
经过近百年的太平盛世，土地兼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有相当一部分自耕农的授田被兼并，他们或因贫困而出售土地，或被地方豪强地主强行兼并。当自耕农失去土地后，或成为豪强地主家的佃户，或卖身为奴，或沦为流民。无论是那种情况，失去土地后的人口无法承担府兵制下的从军义务，府兵制亦随之瓦解。
从唐朝建立到开元年间，正是大唐势力如日中天的时期，这期间主要是由唐太宗、高宗、武后、和玄宗统治，可以说，以上四位无一昏庸之辈，太宗和玄宗统治期间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盛世，然而这期间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府兵制的瓦解即为土地兼并的结果之一），这似乎也在说明，土地兼并现象的自发性和普遍性。
5，
物理学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熵增现象：
自然界中的物质会自发的从有序变无序。
即物体排列的混乱程度会自发的增加。
在社会科学中似乎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假设一个实验：我们从现实社会中随机抽取100人，给人给与10万人民币任其使用，十年后，我们再对这100人进行回访，很少有可能说这100人的财富会仍然相同，很有可能的是有一些人会成就一番事业，变成百万富翁；有人仍碌碌无为，沦为底层民众。
而各个时期最初的均田制则可类比于这个理论模型，不同的是，在均田制的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他们拥有雄厚的家族产业或政治特权，由此更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导致以土地为代表的社会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最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当资本家获取到足够多的利润后，再将利润资本化，继续扩大生产，然后继续剥削无产者。随着时间的积累，贫富差距日益增加。虽然工厂制成的商品堆积如山，但广大的无产者无力购买，富有者无需购买，颇有“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感觉，若无政府对此种状态进行干预，则会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
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The Great Depression），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例证。
6，
在古代中国，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社会财富，当土地兼并演化到一定程度时，便很有可能爆发危机。以唐为例，唐朝的衰落是由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755-763）造成的，这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为唐玄宗在执政后期惰于政事，任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导致内政腐败；
二是天宝年间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节度使握有重兵，并逐渐掌握边区的军政大权。
天宝年间，战斗力强悍的边防军，已由之前的府兵制转化为招募兵（长征健儿），这为将帅专兵提供了方便，唐王朝的边镇军队正由政府军逐渐转变成了私人武装力量。试想，倘若府兵制仍在推行，安禄山等人怎么能有足够的军力发动叛乱？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仍是土地兼并。
明朝时，军队实行卫所制。所谓卫所制，大致和唐制府兵制大致相当，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时为军士专门设立军籍，称为军户，并为其分配相应的土地，他们寓兵于农，战时朝廷命将领统帅卫所士兵出征，战事结束，将归于朝，兵归于卫所。
而卫所制要维持下去，必须要保障有足够的军田，明朝开国之初，这些军田毫无疑问是足数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田被地方豪强或者当地军头侵吞，而在其基础上的卫所制亦随之被破坏。
这点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第62场，屯田的坡地，日，外。
孙传庭和乔迁策马而行，跃上一段坡地。放眼望去，河边分布着一些军户的屯田。
孙传庭：二分守备，八分屯田。大明开国至今，军户就是以此为生，寓兵于农，守屯结合。
乔迁：这些田亩如今都囤积到豪强之家，屯兵制名存实亡。
一方面是军田被豪强所侵占，军无足饷、足粮，很难有战斗力，一方面农田被豪强所侵占，自耕农不断沦为流民，自然就造成了崇祯年间流寇难以根除的局面。
我想这个道理崇祯帝明白，孙传庭明白，甚至于哪些侵占军田的豪强也明白。影片中孙传庭因军饷缺乏，宴请众豪强乡绅，以筹军资。
第61场，顾府大厅，夜，内。
孙传庭站起身来：诸位，实不相瞒，兵饷两缺，国库空虚，朝廷无力调拨，本督实为募饷之事而来，还望诸位力助。
顾老爷：国难当头，我们理应解囊，但不知督师需要多少呀？
孙传庭：以当今之势，至少缺饷十万两白银。
众豪绅听罢大吸一口凉气。
乡绅乙有些沉不住气：督师，不是我们不愿意。这灾荒大凶之年，我们有些家业不假，可开销也大，朝廷里的各种孝敬也总得打点，实在是匀不开。
孙传庭环顾四周，见大家均微微点头表示附和，不由得火冒三丈。
孙传庭：若潼关不保，各位手中的田亩可能保全？家中金银可能保全？妻儿老小可能平安？只怕到时全都孝敬了贼寇。
最终，各位乡绅仅仅拿出了区区百两，甚至五十两作为饷筹。这或许就是人性，即使明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但仍然心存侥幸。或者说，像陶朱公那样懂得急流勇退，三散家财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才是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写照。
晋朝石崇家财万贯，他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可谓大大的出名，然而正是这万贯家财为其招致了杀身之祸。八王之乱期间，赵王司马伦暂时胜出，其手下重要幕僚孙秀掌握国家大权。孙秀向石崇索要绿珠，石崇不给，孙秀便诬其为乱党，夷其三族，将石崇的家产全部侵吞。
当石崇临刑时曾感慨的说道，“奴辈利吾家财！”
而当时的监斩官也颇为幽默，“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
石崇无言以对。
既然大家都没有散财避害的觉悟，那就只好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干预了。
在潼关，孙传庭命人贴出告示，要求清查田亩，核定军户人数，追缴历年所欠军粮，以补库银。但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第90场，军帐大营，夜，内。
乔迁：告示贴出去三天，地方大户和豪强人家至今未补缴粮饷，属下带人勘探田亩，也常常遇到恶奴阻挠。
孙传庭（怒）：收不回粮饷，收不回被侵占的屯田，就收人！
对于这些到嘴的肥肉，想让他们吐出来是非常之难的，之后豪强买通卫指挥使任琦，在深夜将经历司纵火焚毁，负责田亩勘察的王令吏被烧死，记载田亩数量的账本也被焚毁。
第二天，孙传庭站在经历司的废墟中，终于怒不可遏：
死无对证！死无对证！兵饷两缺，账本已失，明知这些豪强劣绅强占军田，该征的不能征，该杀的不能杀！投笔从戎这十几年，我到底是为了谁而战？为谁！？
于是全片进入了一个高潮，即孙传庭设宴杀豪强，同时命手下到各家查抄家产。电影情节推进到此，不禁让人觉得大快人心。但身为朝廷地方大员、陕西总督，孙传庭这么做无疑是不合法的。
第一， 豪强的土地也好，家产也好，固然有非法所得，但也有其祖上传下和合法经营所得，孙传庭不加区别，一律查没，显然不妥。
第二， 豪强有罪，也应该送至司法部门审查，依法定罪，孙传庭是无权将他们就地格杀的。
在剧中，孙传庭曾问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又可回道：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雷厉风行，杀伐果断，像是大明朝的最后一味猛药。当时的明王朝实则已经病入膏肓，不施以猛药恐怕亡的更快，就以豪强侵占军田一事而言，孙传庭能通过合法手段将其定罪、追缴历年所欠粮饷吗？恐怕很难。
顾员外在片中曾不止一次的谈到他们和朝廷官员的联系：
第61场，顾府大厅，日，内。
顾员外：朝廷那边，我找人再递递褶子，或许能让皇上多拨些粮饷下来。
在豪强令任琦焚毁经历司的时候，也说：
这些年你没少拿我们的好处，该是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可见，当地的豪强和朝中要员、当地军头都保持着长期的利益关系，当地官府恐怕也早已和诸豪强沆瀣一气，若送至当地司法部门审查定罪，恐怕也是不了了之，也只有握有重兵且兼陕地行政大权的孙传庭才能将其杀死，并夺其家产，以补军用。所以说，孙传庭的做法虽然十分激进，但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办法了。
《黄帝内经》有云：
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
倘若孙传庭的这些举措能提前做到，杀豪强，退军田（民田），将他们的家产入国库或者分予平民，流民问题或者会得到控制，大势或可挽回。
但孙传庭是大军临出关之前才做的这些，可以说是，“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但我也无意苛责孙传庭将军，恰恰相反，我认为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最好。
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
明朝末年北方的流民蜂起，除了天灾不断外，就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和社会财富分部极度不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像孙传庭那样杀豪强，没其土地和家产，收归国库或者分予贫民。但崇祯帝不能这么做，地方豪强或官僚势力不仅盘根错节，难以拔除。而且还是一个王朝的重要统治基础，他们代表了广大中下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倘若强行将豪强势力清除（或让其出让部分利益），那么在其上的政府组织恐怕也要轰然倒塌。王莽政权的崩溃就是前车之鉴。
这些事崇祯帝不能做（或者说做不到），但闯王李自成却可以做，而且还是可以做的很彻底。
如《平寇志》记载，崇祯十四年闯军攻下洛阳后，李自成起义军
“发府谷与藩邸巨室米数万石，赈济灾民。”
再如《北事遗补》记载，
“贼无他伎俩，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商客，四处散布说且将富家分赈穷民。”
此外，李自成起义军在赋役方面宣传的口号，主要是不征赋役或几年内不征赋役。如有“迎闯王，不纳粮”，“三年不征”，“五年不征”等记载。
即使在需要征税的地区，李自成军的赋税也较政府较轻。如在河南辉县，原来明朝政府每亩钱粮实际征额达到“一钱三分至二钱余”，而李自成起义军则“每地一亩派银五分”。两者相差三、四倍。
于民不征赋役，或者赋役较轻，同时“将富家家产分赈穷民”，这无疑使广大贫苦民众大为振奋，于是“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开始四处传唱，明王朝亦在此歌谣中走向败亡。
7，
除了土地和财富问题外，人口因素也是明朝倾覆的重要原因。
崇祯元年，西北民变四起，前三边总督武之望畏罪自杀，崇祯命文官杨鹤前去平乱。临行前，杨鹤几乎不被任何人所看好，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杨鹤到任后采用了怀柔和安抚的手段，一年之后，西北数地的农民起义军皆降，其中有神一魁，王左桂（李自成在其军下），王嘉胤（张献忠在其军中）等重要人物。这对明朝政府来说，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喜讯。
但纳降之后，如何安置这些农民军就成了问题，当时仅神一魁手下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再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队伍，归降人数有近十万人之众。
这么多人如何处置，命其回乡务农？恐怕不行，这些降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因为在乡务农无法生存，才被迫铤而走险参加叛乱的。那招来当兵？也无从谈起，明末的财政困难，地方军队数月无饷也是普遍现象，若再招来如此多的兵士，粮饷问题就更难以解决（事实上，有不少士兵因无粮无饷而从起义军）。
所以当朝廷下拨的为数不多的“安抚费”用尽之后，这些人除了降而复叛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崇祯四年，神一魁再次反叛，各地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西北复乱。
以上情况在崇祯前期较为常见，当时流寇的主体本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流民或者无饷兵士，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一顿饱饭，并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所以当杨鹤前去诚心招安时，他们旋即而降，但政府又无粮无饷无田，没有办法妥善安置这些农民军，所以这些人复叛也是早晚的事。
对于这个看起来无解的问题，似乎只剩下了一个残忍的办法——将他们全部杀掉。
但自古杀降不祥，从白起到项羽，从拓跋珪到常遇春，杀降的人基本没什么好下场。别说身为文官的杨鹤，就怕杀伐果断的孙传庭也做不出这么残忍且缺德的事。
但有一种方法可以高效的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即战争。
这又要涉及到一个理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这个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于1798年提出，其主要论点和结论为：
生产资料按算术级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
根据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中所述，
中国的人口数量，现存最早的一项全国性和分政区的户口统计为西汉元始二年（2年）的6000万，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区性数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施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民国期间也做过多次人口普查，但直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才通过科学的普查，获得了较为准确的人口数字。
下面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源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我国人口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概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有3000万或更多，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降幅约为50%）。到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降幅约为42%）。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人口才重新突破6000万。
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段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四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冶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
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接近6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降幅约为55%），其境内仅有3000万左右。
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境内人口超过一亿。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所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
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下1000余万。元朝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已经突破2亿。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您）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
由以上人口信息可见，中国的人口数量的反复波动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使人口急剧下降，降幅大致的为50%左右。
以东汉末末年的情况加以说明。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谈到，
“灵（黄巾之乱）、献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
我们以当时最富裕，也是人口最稠密的两地——关中和中原为例。
长安：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有数十万户，二、三年间，李，郭相斗，关中无复人迹。
中原：
吴志引《江表传》曰：“旧京（洛阳）空虚，数百里无人烟。”
庾峻谒苏林，林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从这些历史遗留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战争的残酷性，亦可窥见战争对人口快速的杀伐效果。
从宏观上看，中国古代的人口虽处于长期增长中，但似乎有一阈值，这一阈值代表这片土地的最大承载人口。而关于人口的承载量主要取决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产量。在中国古代，粮食的总产量也是不断的提高的，这其中的因素包括耕地的开垦、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关系的进步和粮食品种的引进等。
从史料上来看，两汉时期这一阈值大约为6000万，隋唐入宋后逐渐增加到1亿左右，明朝中后期，由于从美洲引进了玉米和番薯等作物，人口阈值亦有了较快的增长，达到了2亿，而到了清朝，随着玉米和番薯的推广，中国的人口达到了新高度，突破了4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古代的人口承载量在不断的上升，但似乎在一特点的时期，人口数量一旦接近或超过这一阈值，便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再加上前文提到了的土地兼并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的作用，瘟疫、灾荒或者战争等一系列可怕的坏事就会爆发（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言）。
倘若此时恰逢统治者昏庸，内政腐朽，导致广大底层民众无法过活，农民战争便会爆发。
从西汉的绿林赤眉，到东汉的黄巾军；从唐朝的高仙芝、黄巢，到明朝的高迎祥、李自成，他们无一不是受上诉规律影响甚至支配。几千年来，中国的小农造反都有一个最朴素的原因——为了有口饭吃、为了能够活下去。
为了这个单纯的目的，他们似乎出于本能的汇聚在一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这个现有的社会结构。农民战争一旦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地方上的豪强和地主，因为社会秩序一旦崩溃，受到损失最大的便是有产者。他们的势力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甚至消亡，他们数代积累的财富也被瓜分。
这一点在东晋孙恩、卢循起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东晋是中国门阀势力最盛的朝代，但在孙恩、卢循数十年的起义打击下，南北士族均遭到了沉重打击。刘裕代晋后，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抑制豪强大族的措施。
其次，当农民起义爆发后，旧有政权必然会动用国家机器对其进行镇压，为了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和节省财政开支，中央政府一般会将权利下放至地方或个人，而当连年的战争后，中央的权利遭到削弱，而地方或个人势力则尾大不掉，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和战争。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始于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始于高仙芝和黄巢的起义，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湘淮势力崛起）。
而一旦上层结构发生动乱，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就会大大增加，最显著的效果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这有效的，甚至过度的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同时，战争大量导致大量的屋宇被毁，大片田地荒芜。
当经历了数十年的角逐后，一个崭新的王朝在一片废墟中崛起，而这个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是经济凋敝，人口稀少。
比如东汉初年，由于战争使得人口锐减，国家掌握着大量无主荒地。汉光武帝除了将大量土地赏赐给有功贵族外，还实行赋民公田和假民公田的政策，即将国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荒芜无主的田地赋（给）或假（租赁）给农民耕种，并且多次下令解放奴婢，以增加农业人口，恢复生产。
可以想象当时田地之富余和人口之稀少。
再比如说唐朝初年的情态。
贞观四年（629年），高昌王宇文泰入朝，谓：“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
贞观六年（631年），群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可见隋末战乱对经济破坏之大和唐初立国形态之羸弱。
由唐和东汉为例，可见多数王朝立国之情景。
但随着土地兼并和人口压力问题的解决，一个王朝就像得到了重生一样，不需要统治者有多英明，他们只要做到一点——与民休息，就够了（如西汉文景时期黄老之术和东汉光武帝的柔道治国）。只需用两到三代人，三、五十年的时间，就会出现所谓的盛世。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王朝的盛世都出现在王朝的前期，比如文景之治、元嘉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宣仁之治等。
这是因为王朝的前期，国家正处于恢复和上升的阶段，只要统治者自己不瞎折腾，任由社会发展，盛世就很快而至。
而在王朝的中后期，虽有雄主出现，但土地兼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口增殖也渐渐向阈值逼近，此时虽有英明之主，但也只能致一时之太平，再也无法将王朝带入长久之安宁。如西汉之昭宣中兴后，不到半个世纪，汉哀帝在位时，汉王朝已经是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一片末世之象。
再如唐之元和中兴。中唐时，宪宗励精图治，锐意削藩，实现了中央对藩镇的重新控制，但在他死后，藩镇复乱，且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唐王朝不可抑制的走向了下坡路。
8，
在古代中国，由于时代的限制，人们对朝代的更替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只得将其推为五行相胜说，或归为虚无的天命。
战国时，阴阳家邹衍将阴阳和五行相胜结合起来，提出五德终始的循环论和命定论，这一理论最先被秦始皇采用，以证明秦代周而立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水克火，故秦能代周。
此理论被后来历代所沿用，影响深远。五胡十六国时，刘渊之子刘曜在公元304年将国号由汉改为赵，史称前赵。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遵循五德终始说，晋朝都城洛阳在西面，五行为金；赵在北，五行为水。而金能生水，故赵能代晋。
我们应当注意，无论是刘渊还是刘曜，他们都是匈奴人，连他们都如此认可五德终始说，可见此学说影响之巨大。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儒家学说和阴阳家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天人感应说”，将天下事和虚无缥缈的“上天”联系起来，甚至将王朝的更替也归为天命（如西汉张角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由此衍生出来的谶纬说和祥瑞说更是影响中国几千年。
在今人看来，无论是五德终始说或是天人感应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此中观点的漏洞百出。
西汉哀帝时期（公元前后），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人心浮动。一些方士儒生根据五德终始论，编造出“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言论，面对这种情况，哀帝刘欣决定“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天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为舜后，刘为尧后，以陈代刘，以示以舜代尧，一应天命。然后社会现状并没有因“天命”的更改而得到好转，两个月后，哀帝自动取消了再受命，结束了这场闹剧。
既然“天命”不靠谱，于是人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了人间，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王莽，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王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整体来说，还是骂他的人居多，他代汉而立也被后世称为“王莽篡汉”。但在王莽没有当皇帝之前，几乎是一个完人一般的存在。
王莽虽然出身外戚，但为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且精通儒学，尤擅长于《周礼》。当时无论是在朝中还是民间，王莽都有极高的威望。当时“再受命”的闹剧已经结束，但社会矛盾依然激烈，而被时人称为“周公再世”的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救危局的不二人选。
于是在各界力量的推动下，王莽的地位和权势不断攀升，从大司马到宰衡，再到假皇帝，王莽距皇位仅有一步之遥。
公元8年，各地劝王莽代汉而立的劝进书如雪花一样飞至长安，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收孺子婴禅让，正式代汉而立，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
后人称这一事件为“王莽篡汉”。
与其说“篡”，不如说是王莽被这个时代推到了历史的最前台，我更愿称他为“中国的第一位民选皇帝”。
“再受命”不能改变社会社会危机，通过和平禅让的改朝换代也不能。
王莽称帝后，整个帝国的臣民都在期盼着这位“再世周公”能够给他们繁荣和安定，于是在举世瞩目下，王莽开始了他的改革，史称“王莽改制”。
公元9年开始，王莽陆续开始实行他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内容有：王田奴婢政策、五均六筦、改革币制、更易名号等，在其所有的改革中，王田政策是核心。
1， 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更名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
2， 男子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周制一井为九田，一田为100亩。周之一百亩约为今天31亩，为当时一个劳动力所能耕种的土地）
3， 原无田者，按制度授田，即一夫一妇授田百亩。
从“王田”政策上可以看出，王莽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即禁止土地买卖，抑制土地兼并，授予无田者土地。
可以说王莽的“王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说的切中要害的，若王田制能在全国推行，社会矛盾或会得到缓解，但王莽的悲剧在于他的“王田政策”是不可能推行的。
其一，自东周秦汉以来，土地私有制已经推行了几百年，就当时来说，这种所有制还有着强盛的生命力，不可能回到西周时期的王田公有制；其二，豪强大户怎么可能将自家数代积累的土地分予邻里乡党（原因前文已经详述）？豪强不出田，国家又无余田，再加上当时的人口也已经接近了阈值（公元2年，6000万），一夫一妇授田百亩如何实行？
王莽的改革对于广大底层民众来说，无疑是画饼充饥，民众对王莽失望了，若这张饼不能充饥，那你当初就不应该给我们画饼。再加上王莽的其他改革亦有弊端，经过王莽的一阵折腾后，积累多年的社会矛盾终于爆发民变，绿林、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天下遂乱。
而对于豪强大户和官僚来说，他们力推王莽上位，是要王莽维持甚至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但王莽的改制却将刀子切向了他们的奶酪，于是各地的豪强和官僚对王莽由支持变成了反对。继农民起义后，各地豪强也纷纷起兵倒莽，这其中就有南阳地主刘縯、刘秀（后来的汉光武帝）兄弟。
王莽众叛亲离，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其随从千余人全部战死，王莽被杀。他的首级被悬在城门上，尸体被军士分割；百姓对王莽恨之入骨，把他是首级从城门下取下来当球踢，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掉（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位之前被称为完人的“再世周公”也无力挽回危机，反而落得个身首异处，百世骂名。在时代滚滚的车轮下，他的努力注定就是一场悲剧。
9，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过：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在我看来，王朝和人一样，也要经历出生、成长、健壮、衰老和死亡。
天道轮回，生生不息。王朝初立之萧条象征着婴儿之羸弱，王朝盛世则相当于人青年之健壮，而王朝的没落则相当于中老年之衰老和死亡。
崇祯元年，大明立国也二百六十年，若对比前代来说，除了唐朝立国298年以外，已经没有比明朝更为长寿的朝代了，况且唐朝的中后期实际处于藩镇割据的状态。如果将此时的明朝比作一个人的话，就像是一个古稀老人。
此时的明朝败象已露，况且前有万历怠政和魏忠贤擅权，当崇祯即位之后已经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朝中大臣党同伐异，地方官绅贪污腐朽，民间民变此起彼伏，关外还有后金屡屡侵扰。此时的大明内外交困，像是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大限将至。崇祯帝则像一个负责人的医生，努力的想要力挽狂澜。
所谓“重症用猛药，乱世用重典。”电影中曾不止一次提到大黄：
第100场，军营演兵场，夜，外。
孙传庭：又可先生，就我粗通的医理，大黄乃是虎狼之药，我见你给重症病人用量如此之大，个中道理，可否告知一二。
吴又可：大黄性烈可以杀人，故而医家也叫它将军药。重症用险药，铤而走险，方有生机。
据《神农本草经》载，大黄属药之下品，有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功效。元代名医李杲说
“大黄能推陈致新，为戡定祸乱，一致太平，故有将军之号。”
吴又可重症用大黄治病，就像是崇祯帝末世用将军孙传庭致太平。
但是再高明的医生，再对症的药方也只能治病，不能救命。人的努力终究还是不能对抗自然规律之生老病死。崇祯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给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强行续命罢了。
电影的最后，吴又可没有应孙传庭之命，随军出关。在给孙传庭的书信中说道：
第124场，潼关城门，日，外。
孙传庭率军出关。城门大开，车马萧萧，尘土漫天。
吴又可画外音延续：又可在南方时，曾听亭林夫子顾炎武有言：亡国不过是易性换代，周而复始；亡天下则是仁义堵塞，人人相残！国之兴亡，自有君臣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才是匹夫有责。
又可自当把行医记录整理成书稿，使后世更多生命得以挽救，执方疗人利在一时，著书教人功在万里，这就是医者的匹夫之责。即使我们都逃不开一时之宿命，只要天下不亡，医道长存。
公元1643年，吴又可在苏州东山完成医学专著《瘟疫论》，在没有显微镜和微生物学的年代，吴又可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具有传染性的物质，称为对传染病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2001年非典肆虐时，《瘟疫论》中所记载的经方“达元饮”在治疗和预防非典中收到了奇效。
10，
孙吴二人因治瘟相遇、相知。当治瘟结束后，两人又将分离，因为他们肩负着不同的使命。
崇祯十六年（1643年），孙传庭出潼关后和闯军交战，战败，与柿园之役后退回潼关。次年十月，战死于潼关。城破之日，孙传庭妻子冯氏，投井自尽。
至此，明朝再无与农民军抗衡的军事力量。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满朝文武各自避难，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陪在身边。
从这部剧中，我看到了两样东西——气节和责任。
吴又可也好，孙传庭也好，崇祯帝也好，赵川也好，冯氏也好，云舒也好，王承恩也好。我尊重并喜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出生在哪个年代，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都保全了自己的气节。
孙传庭曾说：
为人臣者，别无选择，唯有报效国家，马革裹尸。
若按孙传庭所言，其他人也应可以有以下信念：
崇祯：为君者，别无选择，唯有殚精竭虑，一心谋国。
赵川：为医者，别无选择，唯有治病救人，舍生济世。
冯氏：为妻者，别无选择，唯有相濡以沫，生死相随。
王承恩：为仆者，别无选择，唯有忠心为主，舍生取义。
即使螳臂当车，也义无反顾，无他，责任而已。
即使死而无益，也从容赴死，无他，气节而已。
孔老夫子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和孟老夫子的“舍生取义”的精神，穿越千年，已融化在他们每一个人的骨血里。
从炎黄二帝到商汤文武，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五千年来，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固然有高山远洋为屏障，但更有无数为君者，为臣者，为民者尽到了他们自己的责任，保全了他们的气节。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正是他们扛起了我们民族延续的重担。
不因天灾人祸而亡，不因外敌入侵而亡，不因王朝更迭而亡。
伟大的脊梁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