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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车的草稿本  ·  洛清竹·  1小时前    · 

像往常一样,叨叨将青头菌放进微波炉,加热。她家在玉溪,吃菌子是常事。

但是,这次享用山珍后的情形比较诡异,菌子全部落肚后没多久,叨叨开始觉得头晕,然后眼前出现了“熟悉又陌生”的一幕——小人儿满天飞。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不少吃过菌子的人都这么跟别人形容。

“小人儿”似乎是吃菌中毒的人眼前最常见的角色。直到晚上睡觉时,叨叨还能看见小人儿,“戴着绿色的尖尖帽子,像彼得潘”。

小人儿的形象不一,但有鼻子有眼,甚至有剧情。张裕雯看到,小人儿在自己的胳膊上演言情剧。

享用了一份香喷喷的牛肝菌后,张裕雯一边回味,一边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突然间,她发现自己手臂变透明了,胳膊上有人正在演戏。那分明是一男一女,相遇在满地开着小黄花的地方。

张裕雯从来不看言情剧,不知道这些剧情是哪里来的。但那天下午,她盯着自己的胳膊看了整整一节课。同桌问她“是不是心情不好,为什么看着脸都是青的?”

张裕雯没想到,自己已经中了菌子的毒。她仍旧参加了接下来的语文考试,结果不太好,考了3分。在古诗默写中,她的答案给阅卷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答题纸上写着“恰似一江春水流啊流啊流啊流啊流啊……”直到“流”字流到了试卷外面。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科的杨健中医生说,云南人视若珍馐的牛肝菌里,有一种牛肝菌毒素,是幻觉诱发物,会导致食用者出现“小人国幻视症”。幻象因个体的不同而异,多半是眼前出现稀奇古怪的小人儿,但与个人经历也不完全有关。

菌子导演的魔幻故事中,不光是言情剧,也有文艺片。

阿文吃了牛肝菌后,“嗝嗝嗝”地不住打嗝。他本想躺在床上平静一下,但事与愿违。在他头顶,白色的天花板上,阿文恍惚间看到了一群孩子。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绿草悠悠,白云飘飘。转瞬间孩子们没有了,他又看到了一对男女,坐在河边亲昵,夕阳西下,波光潋滟。阿文看到了许许多多之前从未见过的美丽画面,感觉“深深地沉醉其中”。

李一诺并未察觉自己眼前的异样,她将幻想与现实融为了一体。“虽然知道是幻觉,但是觉得那个场景很正常,好像本来就该出现一样。”她记得,自己看见很多漂亮的玩具,有的在天上飞,有的井然有序地摆在地上。这是李一诺第一次吃菌中毒致幻。

至于李一诺的第二次中毒,当时正在专心致志抄写板书的她,忽然看到天空中飘着华丽的小房子,距离如此之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抓到。直到李爸爸带她进医院输液时,李一诺还看到对面坐着四个穿紫色衣服的小姑娘,一直对着她笑。

刚输完液,那几个小姑娘就消失了。“哦,原来这是幻觉啊。”她对自己说。

其实,幻觉不是每次都能导演出唯美的剧情、可爱的主角。

因为烹饪方法不当,宁恒宇和他的母亲都中了牛肝菌的毒。宁恒宇看到一个留着长辫子、穿着神似清朝官员的小人儿。小人儿是半透明的,从空中的无形圈圈里飞出来。盯着小人儿看,小人儿就慢慢转过头来;开了灯,小人儿就会消失,再关灯,又看到小人儿趴在床头柜上,幽幽地望着宁恒宇。

“真是被吓死了!” 宁恒宇回忆。

他赶紧找母亲作伴。但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一个透明的漩涡赫然出现在墙上,随后,一只只小精灵一样半透明的小人儿从里面飞出来,依次飞到宁恒宇身上,对着他笑。宁恒宇无法形容那种笑容,那景象令他毛骨悚然。

宁恒宇的母亲后来告诉他,她吃完菌子去上班时,看到休息室里有个小孩在睡觉,她问同事那是谁家的孩子,但大家都疑惑地回应:“没有人啊?”

细思极恐。

小巷吃菌中毒的经历,则可以用荒诞来形容。她看见奶奶有两个头,一个稳稳当当地在脖子上,另一个则在地上搁着。小巷对奶奶说:“奶奶,你的头有两个哦。”然后,她就被送去医院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去医院的路上,小巷眼前的东西充满了马戏团的娱乐气氛,有穿着狂欢节服装的浓妆女人在跳舞,有猴子,有各种畸形的人……进了医院后,她去厕所,发现有好多小人儿盯着她看;忽然,又出现一只梅花鹿,它的鹿角像树枝那样无限延伸,像要抓住小巷,吓得她提起裤子就跑。

“白天看见的小人儿,大概有巴掌那么大,像动画片里那种,五颜六色的。晚上则是恐怖片,好多小人儿在天花板上开篝火晚会,围成圈跳舞。小人儿散开以后,有个像电影里鬼妈妈一样的老女人来找我,身上背着好多小婴儿,婴儿很恐怖,就像被福尔马林泡着的怪胎……”这些景象,至今让小巷汗毛直竖。

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发现自己“变身”。

良子和弟弟一起吃了没炒熟的“见手青”。中毒后,良子的弟弟觉得自己成了一杯奶昔。他坐在车里,驾驶员猛踩一脚刹车,弟弟突然痛哭流涕,说“刹车太猛,奶昔泼了。”

薄荷家住昆明,不久前,她在北市区的一家餐馆里独自享用了一盘黄牛肝菌。直到入睡前,她都没有察觉异样,但一闭眼,立体电影大片顿时扑面而来。

眼皮刚合上,她就看见一群群雪花状的白色骷髅迎面飞来。骷髅飞到眼前,即将撞上她时,忽然破碎、沙化。然后画风一变,只见黑白两色的森林湖边,很多小人儿在拉船。她明明是躺在床上,但总有躺在船上的感觉,周围风浪很大,颠簸起伏,她觉得自己马上要被甩进水里。

薄荷任由这部“大片”在自己眼前持续放映了一周。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罗志刚主任,曾经给不少人讲解过吃菌子中毒的原理:某些菌子含有一些生物碱,它们的分子结构与人的大脑、神经组织的中枢神经媒介物质的结构十分相似。这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人的大脑里捣乱,影响神经传递代谢活动,干扰大脑的正常功能,使人产生幻觉。

食用毒性强烈或烹饪不当的菌子,轻则出现恶心、头晕、呕吐、看东西模糊等情况;吃得太多的话,会引起神经中毒、肝脏衰竭等严重病情,甚至导致死亡。

据说,每个云南人都有一个吃菌子中过毒的朋友。“我身边的云南人没有不吃菌的”,昆明小伙子易畅说,“每年七八月拣菌、吃菌,就像每年夏天吃西瓜一样平常。身边每年都有人中毒,少的一次,多的好几次。比较容易中毒的人,一般都是别人先吃了没事,他才吃。”

云南人对菌子的热爱,可以说是超出食品安全概念的。有的人沉醉于菌子的鲜美,宁愿冒险但求口舌一快。

薄荷自诩为“吃货”,她对菌子这种云南特色美食格外珍惜。她把七八月份的昆明菜市场比作香榭丽舍大街。“就像喜欢奢侈品的人去巴黎疯狂扫货,要买到拿不动为止。”薄荷对自己烹饪菌子的厨艺很有信心,认为一般餐厅的厨师不能跟她相提并论。“小心一些,不吃不认识的菌,炒菜时严格控制厨具、餐具的卫生,碰过生菌子的都要仔细洗干净。”她觉得,菌子是上天赐予的美食,怎么能轻易放弃?

薄荷对鸡油菌情有独钟。“五斤炒一盘,水分含量很高,炒出的鸡油菌汁水,简直就是人间极品美味。”她中意的还有黄油松茸,将松茸切片以后,用黄油在厚底铸铁锅上煎熟,撒上海盐,“那味道,简直醉了!”

她的先生以前没有吃过菌子,在薄荷的影响下,却也成了菌子的疯狂粉丝。

加上红辣椒和大蒜头爆炒,味道浓香;煮汤就一个字,鲜!菌子带来味觉、口感上的各种享受,而不同的厨师和不同的烹饪方法,也带来不同的吃菌幻觉——

于珺的阿姨吃菌后,唱了一个月的“东方红”;李斯的姐姐拿着刷子和洗洁精使劲刷洗手池,还看到天空中透明的小人儿在跳舞;黄莎爸爸的朋友吃了不熟的见手青,看见好多绿色的小人儿,他与他们对话,介绍自己的女儿;妍妍的姐姐说,她中毒之后看到的人比阿凡达还好看;王小琴记得,她看到小伞从天上不断地落下来;糖豆的妈妈吃了一大碗炒见手青,睡醒以后,她坐在床边,手乱拨,说地上长了芦苇,挡着鞋子,拿不到鞋,一抬头,见到三军仪仗队在墙上列队走正步。

叨叨第一次吃菌子中毒,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她已经读大二,每年从未放过吃菌的机会,并且独爱当年令她“中招”的青头菌。放暑假之前,她一直惦记着回家吃菌。“我跟我妈说,炖好青头菌,带着来机场接我,我要在车上吃。”

去菜市场买菜,沿路寻找菌子的踪影,已经是叨叨一家人的熟练动作。遇见卖菌子的商贩,都会上前问问价格,价格合适,就买回家里解馋。“我们买菌子不会去超市,都是跟采菌的山民买。兴致来了,人家当面给你唱支山歌也是有的。”

叨叨对菌子的贩卖流程已了如指掌——菌子是一大早从山上采来的,刚进市场的菌子卖相最好,价格也比较贵,一般不会任人挑拣,只能一摞一摞地买。而到了下午,如果还有剩下的菌子,就会降价出售,有时候非常便宜。

但对于外地的饕餮客而言,菌子还是比较危险的。湖南长沙的Holo说,听了云南的朋友对美味菌子的介绍后,就去网购了一堆见手青。吃完,随之而来的是满天的小天使绕着他飞来飞去,家中的绿化面积也骤然提升,到处长满了青草、红草……耳边是叫不出名字的交响乐,以及很好听但不知名的流行调调。他吐了一整天,然后在之后的好几天里卧床不起。

蘑菇的种类超过1000种,很多是可供食用的佳肴,但吃了就会中毒的也不少。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公室做过统计:2014年全国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中,因吃了有毒动物、植物及毒蘑菇中毒的人数达780人,死亡人数达77人。在云南省,2014年共接到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包括食物中毒) 1480起。

罗志刚医生介绍,每年吃菌子中毒的情况都不少,吃菌子中毒的患者需要及时就医,加快毒物排泄,还要搞清楚是吃什么菌子中的毒。根据菌类和数量的个体差异,短至一两天、长至一两周可以恢复健康。

中毒了,以后还吃菌子吗?

面对这个问题,所有受访人都表示:“今后还会吃,亲朋好友也在吃。”

本文转自奔流杂志(benliuzazhi),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163.com
插图:奔流杂志
题图:东方IC

2022年4月的一天,晚上10点,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接通后,那头先传来吵闹声和呵斥声,之后就响起了大鹏的声音:“阿亮你在哪呢?我在你家,给你发信息咋不回,明天都清明节了。”

大鹏是我的初、高中同学,毕业之后我俩各奔东西,我在县城工作,他成了我们村的驻村民警。他大晚上出现在我父母家,让我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大鹏没有卖关子,迅速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多大事,赵小伟把你叔打了,你叔报警,要我们把赵小伟抓进去。明天你们一家人还要扫墓,我们也不能真把他关几天。这样,我先把人带回所里,你晚上过来把他带回去。”

我松了口气,又有些头疼——小伟是我小叔的长子,也是我的堂弟,一直以来他们父子的关系就不好,没想到这次爷俩竟然闹到了派出所。

挂断电话,我迅速收拾好东西,便驱车赶往老家镇上的派出所。10点半,派出所一楼大厅依旧灯火通明。不多时,大鹏晃晃悠悠地走出来,示意我到门口说话。

还没来得及寒暄,他就先挖苦我:“你们家都成我们所的常客了,以前是你叔,现在是你弟,你们也不管管,别真出了大问题。”

我给大鹏递了一根烟,他兀自点起来,之后两个火星闪烁,烟雾慢慢升腾。我重重地吐出一口烟:“难啊,你也知道他那个性格,闷葫芦一个,半天憋不出一个字,他要是不愿意说,怎么劝都没用。”

大鹏面无表情,半晌才说话:“你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子不教父之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一支烟抽完,大鹏让我再等一会儿,他要再进去教育小伟一番,希望能用警察的威严“镇住”他。十几分钟之后,小伟跟着大鹏出来了,他一米七几的个子,身材却很单薄,不知什么时候染了一头黄发,额前的刘海把眼睛都藏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个混混。

乡下派出所还算清闲,大晚上接到警情,还是父子互殴的案子,值班民警对小伟的态度自然不算友善:“叫你家人过来签字!”

我接过笔,看着材料上小伟的身份证号码,才恍然意识到,这个被人嫌弃的男孩还是17岁,要再过几个月,才算成年。

小伟小小年纪,身上就贴有很多“标签”:叛逆、不良少年、童工……而这些不堪,与他的父亲、我的小叔赵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叔叔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儿子,前面有四个兄姐。他们小时,由于爷爷奶奶要干农活,我父亲作为长兄,从小就要看管弟弟妹妹,他用红背带把小弟绑在后背上,然后给妹妹们喂食、换衣服。因为后背总被我小叔尿湿,父亲也曾向爷爷诉苦,爷爷只不耐烦地说:“你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你比他们懂事,让一下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80年代,小叔长大了。当时小镇上还没有完全通电,到了晚上庄稼人就呼朋唤友打扑克,但大多数人只图个消遣,赌博的少之又少。那时男人打,女人也打,小孩子就围坐在桌旁看,小叔从小耳濡目染,很快就掌握了各种牌的打法。他最喜欢玩“炸金花”,但和同龄人玩牌,往往输赢参半。他不服气,把自己输的原因归咎于“那只是小孩子间的玩闹,没有赌注,不能发挥出我的水平”。

小学还没毕业,小叔就开始赌钱了,上了寄宿初中后,没了爷爷奶奶的管制,他越发肆无忌惮。为了赌博,他开始变着法子向家里要钱,今天“把钱丢了”,明天“把朋友的东西弄坏了需赔”……次数多了,他不敢再向爷爷开口,就偷偷向我父亲要。那时我父亲已经参加工作,他疼爱这个小弟,暗地里给了他不少钱。

渐渐地,爷爷也发现了小儿子的反常,于是某天突然杀到学校去,把正在宿舍赌博的小叔逮了个正着。爷爷把他带回家先关了他几天,见他确实没有读书的心思,索性就让亲戚带他去广东打工。

当时许多十三四岁的毛头小子扎进了南下打工的热潮,小叔虽未成年,但也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熟悉环境之后,他打听到厂外有一个地下赌场,很快就成了里面的常客。工资输完了,他就找理由向亲戚朋友借,开始大家还会慷慨解囊,事后知道他借钱不是用于正途,就都不待见他了。只有我父亲待他一如既往,每次只要他开口,多少都会给他一些钱。

在广东漂泊多年,除了一口流利的粤语和一身赌债,小叔几乎两手空空。到了年关,总有人来爷爷家里催债,他就扔下家人躲出去。2002年,有债主向法院起诉了他,因为找不到人,法院就到爷爷家查封财产。这种事在我们村还是头一遭,左邻右舍聚在爷爷家门口看热闹,爷爷又羞又气,直打哆嗦,扬言要和小叔断绝父子关系。

事后,我父亲出面安慰爷爷,又拿出积蓄帮忙还债。他觉得小弟就是太年轻,如果结了婚有人管着,也许就能痛改前非。

2003年,在亲戚的介绍下,白净帅气的小叔和邻镇的一个女孩看对了眼。爷爷不想那女孩误入火坑,就把小儿子滥赌成性的事和盘托出。女孩有些犹豫,可终究耐不住小叔的死缠烂打和信誓旦旦,后来还是成了我的婶子。

2004年,小伟呱呱坠地,他刚满月,小叔就独自返回广东打工了。没了家人的约束,小叔很快恶习复燃,当婶子意识到不对劲时,他早已赌了多次。面对妻子的劝诫,小叔不以为然:“赌博怎么了?赌博就不能赚钱了?我有钱给你就行,你管我做什么?”

重回赌桌的小叔似乎时来运转,赢了不少钱。为了让好运常驻,他不惜花重金往家门口移植了一棵“风水树”——其实那就是一棵普通的桂花树,但小叔爱惜得不得了,认定以后财源滚滚就靠它了。

婶子身体恢复了些后,就孤身一人去广东找小叔,但小叔早已从原先那家工厂辞了职,消失了。婶子通过亲戚,辗转寻到了一栋二层的自建房,那里一楼是个平淡无奇的小卖部,但推开二楼的大门,一股刺鼻的烟味就呛得她呼吸困难——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面挤满了亢奋的人,有的大声吼叫,激动地拍打桌子,有的抓耳挠腮,唉声叹气。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嘈杂不堪。

透过人群,婶子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小叔的身影,当时他正坐在赌桌边紧张地摩挲着纸牌,手边是各种面值的钞票。婶子拨开人群,拽起他就要往外走,他不肯,两人拉扯间,他挥手就把婶子甩了出去。婶子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撞翻了一旁的桌子,扑克牌被掀起,散落一地。众目睽睽之下,小叔并没有扶她一把,反而咒骂她是“扫把星”,只会阻碍他赚钱。

从此之后,他们夫妇的关系大不如前,小叔也开始频繁输钱。小叔把这一切都赖在婶子身上,说她冲撞了财神,影响了他的赌运,甚至向我父亲抱怨:“有人给我算过,只要她还在家里,我就发不了财,这几年我输钱都是她害的。”

小叔认定,离婚后自己才能转运,但那时小伟还很小,婶子不肯。有一回,小叔又用污言秽语辱骂婶子,爷爷气不打一处来,拿着扁担就往他身上砸。小叔吃痛,对着爷爷就是一脚,嘴上还骂骂咧咧的。家里顿时乱作一团,受到惊吓的小伟缩在婶子身后瑟瑟发抖。等爷爷缓过劲来,小叔已经逃得没了踪影。

小伟6岁那年,婶子再也受不了小叔的冷暴力,答应与他离婚。她离开了家,什么都没带走,包括小伟。

临走那天,婶子给小伟买了很多零食,还有一套新衣服。小伟好奇地问为什么,婶子沉默不语,只是紧紧地抱着他。小伟被压得难受,推开了她,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玩了。爷爷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婶子,里面有一沓钞票——他觉得小儿子混账,实在愧对儿媳。可婶子没有收,似乎是决心要斩断和这个家的所有联系。

婶子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伟每天都哭着要妈妈,爷爷不知道该如何向小孙子解释。也就是那年秋天,爷爷郁郁而终,所有人都认为小叔是罪魁祸首。

家散了,小叔却依旧我行我素地往牌桌上凑,三天两头不见踪影。小伟时常没饭吃,要饿着肚子睡觉。我父亲看不过去,到了饭点便喊小伟来我家。当时亲朋好友都怕和小叔扯上关系,连带着也疏远小伟,甚至有人因为小叔欠债不还,言语间对孩子也很不客气。小伟虽小,但也有自尊心,有时他不愿过来吃饭,我父亲便留一份饭菜给他送过去。

2011年,父亲找到小叔,让他不管怎样都要好好照顾孩子,但小叔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推脱。后来,小叔干脆提出把小伟寄养在我家。父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很不情愿——这些年,小叔以各种名义向我父亲借钱,到了约定好的还款日却一拖再拖,最后竟直接赖账,现在又要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估计也是一毛不拔。

那时我正在外地上大学,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去劝父亲不要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但父亲有自己的考虑:“是我没照看好你小叔,才让他走到这个地步。现在你婶子走了,你爷爷不在了,我不管谁管?也不过多张嘴吃饭,如果你爷爷还在,也不想小伟没人照顾……”

父亲坚持让小伟搬来我家,小伟不理解,问道:“大伯,为什么要搬到你那里去,我爸爸不回来了吗?”“大伯,我爸爸去哪里了?”“大伯,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父亲向来不善言辞,只能敷衍说他爸爸工作忙,很快就会来接他。其实,父亲也不知道那些问题有没有答案。

来我家之后,一开始小伟会追问“很快是多久?”后来他不再问了,多数时间都是低头沉默。父亲问他想吃什么,想买什么玩具,他也总是摇头,或回答“都可以”。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小伟生出了一种超越自身年龄的成熟与隐忍。当时我家做饭还是用土灶,劈好的木柴垒在屋外,有一回小伟去搬柴火,被藏在柴堆里的黄蜂蜇了,他的手臂、手背和腿火辣辣地疼,眼泪直流,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晚上吃饭时,我父亲发现他的胳膊肿了,他才道出实情。

2012年,小叔回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招呼各种狐朋狗友聚众赌博,把爷爷的老宅搞得乌烟瘴气。小伟放假的时候回去住,赶上小叔赌到兴起,还会让他代自己抓牌。有牌友看不过去,硬塞给小伟几张碎钞,让他出去买零食。我父亲得知此事,担心小伟被那群人带坏,便很少让他再回老宅了。

没过多久,小叔为争抢赌场地盘参与了一场械斗,他和同伙被警方抓获,都判了刑。

出狱后,小叔似乎老实了不少,没有再往外跑,而是在老家种起了脐橙。父亲以为他得了教训,能安心生活了,就让小伟回家跟着他一起生活。小伟没有拒绝——至少没有吵闹——那时候,也没有人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想法。

小伟回到亲生父亲的身边时已经上四年级了,但他与小叔并不亲近。小叔时常不见踪影,小伟不会问他去哪儿了,小叔也不会说。有时小叔会打电话说不回来吃饭,小伟就自己解决,有时小叔干脆忘了家里还有儿子这茬儿,小伟就在家傻等。

慢慢的,小伟习惯了,他每次都做两个人的饭,如果小叔没回来,他就留作第二天的早饭。

2016年,小叔领着一个名叫燕子的女人进了家门。燕子比小叔小了整整十岁,小叔让小伟喊“妈妈”,小伟低着头不说话,小叔恼怒,要把他赶出家门。燕子拦下小叔,让小伟以后喊她“阿姨”就可以。小伟这才偷偷打量起燕子——她身材微胖,笑嘻嘻的,看起来很喜气。他不懂为什么还有女人愿意嫁给自己爸爸这样的烂赌鬼。

这个问题,亲戚们也想不通——燕子是初婚,小叔是二婚,而且还有前科和赌博的恶习。我母亲曾问过燕子,她说他们以前在广东打工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说小叔会照顾人,“除了好赌,其他都很好”。

婚后,燕子在镇上的电子厂上班,每天两点一线,偶尔会给小伟带些东西,有时是好吃的,有时是玩具。起初小伟抗拒不接,燕子就把东西强塞在他手上。时间久了,小伟就接受了燕子的存在,但依旧不肯改口喊“妈妈”。

一次,小伟在学校打架,推搡间把同学的眼镜给折断了,老师让双方家长到学校协商,可小叔的电话怎么都拨不通,小伟只好打电话给我父亲,没想到最后去学校的竟是自己的后妈。

一见面,燕子没有立刻责骂小伟,而是耐心询问他为什么打架。小伟说自己和同学因琐事发生口角,但对方说话越来越过分,不仅嘲笑他爸爸是劳改犯,还说他是被妈妈抛弃的累赘。他气不过,打了同学一巴掌,后来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老师让他们相互道歉和解,小伟却倔强地低着头不说话。燕子怎么劝说都不见效果,最后没办法,只能由她道歉、赔钱。小伟的脾气又臭又硬,回家后燕子不免多说了他几句,小伟却冷嘲热讽:“我爸我妈都不管我,你凭什么管我?”燕子又急又气,红着脸,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小伟离家出走了。燕子慌了,她一边联系小叔,一边联系老师,然后和我父亲沿着村道一路找寻,嗓子都喊哑了。他们找了一夜,等天亮了打算报警时,小伟却鬼鬼祟祟地回家了。看到他安然无恙,燕子虽然生气,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这时,小叔才从外头赶回来,一进门就给了儿子一巴掌,质问他去哪儿了。小伟没搭话,小叔一怒之下就把他绑了起来,解开皮带就抽他的后背。小伟惨叫,燕子把小叔拉住,把小伟护在自己身后,之后又是安慰又是敷药。

经过这次毒打,小伟和燕子的关系拉近了许多。我父亲劝燕子不要再生孩子了:“小伟有你照顾我就放心了,其实一个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也省很多事情。”燕子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

2017年,燕子怀孕了,小伟时常陪着挺着大肚子的燕子出门遛弯。后来,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了,燕子每天围着新生儿转,小叔也罕见的在家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小伟慢慢意识到,燕子终究是别人的亲妈。

孩子满了周岁,燕子就准备去广东投奔一位亲戚,对方给小叔也谋了一份司机的工作。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天灰蒙蒙的,燕子兴致很高,起了个大早收拾东西,大到婴儿车,小到衣服、鞋子、奶瓶,大包小包装了好几袋。小叔抱怨杂物太多,随手就把一个坏掉的琴丢进了垃圾桶。

小伟僵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燕子没说他的去留,他害怕开口询问会触犯某种忌讳,惹得小叔生气,把他撇在家里,只好守在一旁等着。东西越收越多,当他看到自己的东西被一一挑出来时,一种委屈和不甘涌上心头。他把脸撇到一边,紧紧攥着拳头,才没让眼泪流下来。

我父亲去送行,很快就发现了小伟的异常。父亲强压怒火,质问小叔为什么不带小伟一起走,小叔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们都还没安顿好,他去干什么?”小伟把自己藏在门后,探出半个脑袋,看着小叔和燕子抱着孩子渐行渐远,直到身影消失,还是没等到他们回头。不知不觉,他的眼泪又噙满了眼眶。

父亲不放心小伟一个人在家,就让他收拾东西,再搬到我家。已经13岁的小伟,双手束在身体两侧,低头躲避着我父亲的目光,没有应答。父亲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只能让他先到我家吃中饭,小伟这才木讷地“嗯”了一声。

到了中午,小伟迟迟没来,父亲去找,发现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爷爷留下来的老宅用的还是老旧的木杠插销,插销一旦放下,就只能从里面打开。父亲敲门,屋内没有反应;拍门,好一会儿屋内才传出小伟略显烦躁的声音:“我不饿,我不吃。”

父亲没有在意,说会把饭菜放在厨房里,等他饿了再来吃。可到了傍晚时分,放在厨房里的饭菜纹丝未动。父亲忍不住,又去叫小伟。房门依旧紧锁,屋内没有开灯,透过窗户上的缝隙,只看到房间里昏暗一片。父亲拍了好一会儿门,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回应,父亲怕小伟寻了短见,对着老旧的木门使劲踹了起来。

木门“砰”一声重重地撞到墙上,借着屋外的光,我父亲这才看到小伟躺在床上,蜷着身子,正在低声抽泣。我父亲松了口气,说:“你一天没吃东西,饭菜我热一下,等会你出来吃。”

傍晚,小伟终于坐到了桌前,他垂着脑袋,神情麻木。我父亲热好饭,小伟吃着吃着,眼泪又掉下来了:“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妈妈走了,爷爷走了,他们都走了,其实我会听他们话的,我可以好好学习,我可以干很多活,为什么还是不要我……”

那天,小伟反常地说了很多话,倾吐之后,他的情绪平复了许多。很多问题,我父亲也给不了答案。

突然小伟又问:“大伯,其实大伯母也不喜欢我,对不对?”

“你大伯母不是不喜欢你,只是对你爸有意见,你爸走了太多弯路,你大伯母不想和他扯上关系。”陈年旧事父亲没有说太多,毕竟上一辈的恩怨和小伟无关,他只是错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父亲的回答让小伟紧绷的身体一下松弛下来,似乎卸掉了一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父亲又提出让小伟搬到我家,小伟沉默了许久,拒绝了:“大伯,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能照顾好自己,你不用担心我。”

我父亲不再勉强,只能定期给小伟准备一些菜,每逢节假日,家里杀鸡宰鹅,就装上满满一大碗给小伟送去。小伟收下,吃完会把碗洗干净,然后趁我家里没人的时候,再悄悄把碗放回厨房。

小叔在广东安顿下来之后,父亲就让他把小伟接过去读书——自从他们走后,小伟就开始旷课了。可小叔推说学籍不好办,迟迟没有动静。

小伟上了初中,就成了问题少年,他经常翻墙跑出学校,老师找他谈话,他都以沉默应对。老师无奈又找小叔,他烦不胜烦,从广东回来收拾这个大儿子。起初,小伟挨揍还会服软,但如此反复几次,他不再屈服,甚至直接叫嚣:“有种你就打死我!”

小叔气愤不已,甚至打算把小伟送去那种全封闭式的管教学校,但我父亲怕小伟受虐待,一再劝阻,这件事最后才不了了之。

初二那年,小伟退学了。未成年的他根本找不到工作,我父亲怕他出去跟人瞎混学坏,就联系了在东莞经营服装批发店的远房表姑。表姑表示自己需要导购和打包工人,我父亲寻思小伟个性内向,再不济也能干打包的活儿。

临行之前,我父亲特地给小伟买了一部新手机,还硬塞了他一千块钱:“去到那里多听你表姑的话,待不习惯就回来,大伯再给你想办法。”

小伟离开了老家,我父亲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

据说,他因为性格沉闷不讨喜,在笑脸迎人的服装行业,只能一直做打包的杂活。他在表姑那里干了快一年,过了自己16岁的生日后,设法进了电子厂,又从东莞辗转去了惠州。期间他换了几份工作,做过五金店的学徒、文化公司的后勤……但收入都很低。

小伟一直和我父亲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会给我父亲打电话,每次回老家也会给我父亲准备礼物。父亲对此感到欣慰,每每说起,都不忘数落我这个亲儿子还不如侄子懂事。只是,小伟对待小叔就没有这么多的善意了。他们父子不在同一座城市,彼此少有问候,偶有联系也都是小叔开口向小伟要钱,说是要帮他存着娶媳妇。小伟不给,小叔就骂他是狼心狗肺的东西:“也不想想,没有我能有你吗?”

久而久之,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形同陌路了。

汽车发动,我带着小伟离开了派出所,他靠在车窗上失神地看着窗外,外面昏暗一片,什么都看不清。路上,我询问小伟的近况,他只是简短地回答几个字,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

到了家门口,父亲听到停车声,很快就从房子里出来了。他晚上喝了酒,没法骑摩托车,原本是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派出所打听情况的。看到小伟平安回来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连说“回来就好”,又催小伟赶紧去休息,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小伟离开后,父亲告诉了我这晚他们父子俩冲突的原委:小叔又向小伟要钱,小伟不给,他就想强行翻小伟的包。争抢中,两人扭打在一起,小叔吃了亏,不服气,就报了警。

终究还是钱的问题,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次日就是清明节,家里的男丁要上山祭拜祖先,小叔一个人走在前头,我和父亲并行,小伟落在最后。

到了地方,小叔对着爷爷的坟头抱怨:“老头子真是偏心,风水都向着老大去了,家里出了大学生,又买房又买车,难怪我运气这么差,还有个混账儿子。”

我们都没有理会小叔的阴阳怪气,小伟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和他搭话。小叔自觉没趣,祭拜结束就先行离开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对父亲说:“小伟最听你的话,你也不劝劝。”

父亲缓缓开口:“劝什么,是劝小伟低头认错,还是劝他把钱拿出来?你小叔有一天认真教小伟吗?现在凭什么要小伟孝敬他?”

我并不赞同:“毕竟‘家和万事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总不能一直各过各的。”

“狗屁的‘家和万事兴’,你小叔当初怎么不听你爷爷的?当初怎么赶走的你婶子?小伟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时,怎么不说‘家和万事兴’?”父亲大声细数小叔的罪状,说到最后还不忘提醒我,“还有,你也别添乱,小伟做什么决定是他的自由,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父亲说完,就招呼小伟回家,正在一旁锄草的小伟听到,响亮地应了一声“好咧!”

他麻利地收拾好东西,跟在我父亲身后,两人一前一后地走,阳光铺洒下来。见我没有跟上,小伟突然回头,朝我咧嘴:“哥,走了,回家。”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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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坏孩子的天空》(1996),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从赌鬼父亲身边逃离
健身领域里称呼体型较瘦的人的贬义词)!你行不行啊?!” 后来,为了集中精力备考,我砍掉了健身的时间,直到12月份省考结束,才重新见到了晨晨。此时晨晨已经快毕业了,可她始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次在健身时,我问:“晨晨,你练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尝试去做健身教练?”不料,听到这话,晨晨的脸瞬间一白,之后没再跟我说话。

直到健身结束,她主动约我去酒吧,借着酒劲,才有勇气说出她的故事,也向我揭开一个中专女孩为了健美梦所要遭受的痛苦折磨。

以下,是我根据晨晨的讲述整理而成的。

我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小市民家庭,父亲是厨师,他做得一手好饭菜,却有着像火一样的暴脾气,但凡我的成绩稍微不如他意,就巴掌招呼。母亲虽然温柔,性格也懦弱,凡事都以父亲的意愿为主,父亲教训我的时候,她甚至会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导:“丫头,你爸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成绩考好点,不就不会吃这苦头了吗?”

我也试着努力过,可成绩始终得不到提升。身为差生,我在班里受尽了老师的白眼,一直得不到任何认同,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直到中考结束,这种状态才得以缓解。不出意外,我的中考考得相当差,虽然父母还想“棍棒之下出状元”,但是事已至此,给我找个学上才更现实一些,就为我填报了城西的一所中专院校。

但是在专业的选择上,我和父母又产生了分歧,他们想要我填报会计、计算机或者环境艺术设计这种毕业后容易就业的专业,可那时候我只想填报动画这个专业——在身处抑郁的漫长时间里,只有动漫给了我一丝慰藉,我幻想自己在动漫搭建出的幸福世界里遨游,从而躲避现实世界中成绩单上一个个的红叉。父亲再一次想用巴掌改变我的意愿,但又害怕医生说的那些抑郁症轻生的案例发生在我的身上,便遂了我的心意。这是他第一次向我妥协。

可如愿选了专业后,我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快乐。中专课程本就很不专业,同学们的素质也参差不齐,课堂秩序都不能正常维持,有的老师为了稳住学生,干脆在教学时间播放动漫,美其名曰“学习优秀作品”,实际是讨好学生,“你好我好大家好”罢了。

我觉得自己本就有限的时间又一次被无情浪费了,自此,我的心思彻底游离到了课堂之外,试图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因为热爱动漫,我自然而然地爱上了cosplay,趁着上学的空闲时间,扮成喜欢的角色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漫展。漫展后,会有摄影师来邀请我拍上几组照片,也有形形色色同样喜欢我cos的角色的人跟我搭讪。我生平第一次获得了如此多的认同,强烈的喜悦充满了我的身体,就彻底迷上了这项活动,为了拍出更好的照片,我甚至会省吃俭用雇个摄影师全程跟拍。

不过这种作为coser的“小确幸”也没能持续太久。一次漫展上,我正像往常一样按摄影师的要求摆着姿势,旁边一个经过的男生看到后,小声嘀咕了一句:“这样的‘虎式坦克( 形容女生身体肥胖的负面网络用语 )’也敢cos这个角色了?真是毁了我心中的白月光!”

虽然他的声音很小,但我和摄影师都清楚听到了每一个字。摄影师有点尴尬,向我提议要不换个地方继续拍摄,我则忐忑不安地看着自己cos服露出的腹部。此前,我从没想过这一点点肥肉会有什么不妥,但那个男生的话像针一样扎痛了我——如果不能做到完全“还原”,那和毁了这个动漫角色又有什么区别?

那天我草草结束了漫展之旅,一回家就将自己锁进房间,研究起如何减肥。对我来说,生活里美好的事物本就不多,美食算一个,我也从未想过减肥和健身的事,现在,连这最后的美好都要舍去?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纠结和焦虑中沉沉睡去。

不管怎么逃避,新一天还是到来了。在美食的诱惑和被人瞩目的“小确幸”中,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毕竟,在过往的人生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被人排挤和忽视,我太想太想有一个能被人关注和称赞的机会了。

我开始跟着运动软件里的课程试着减肥。课程琳琅满目,简直能让人挑花了眼,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就挨个试了一遍。中专课程少,下午3点10分就放学了。到家后,我立马甩开书包跟着课程来了一套有氧操,接着再做各种瘦腿和减肚子的操,直到身上大部分肌肉都喊“救命”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

晚上吃饭才是我一天中最痛苦的时候,父亲那一手好饭菜,尤其是那道红烧排骨,以往都是还没端上桌,我就闻着味儿迫不及待地去厨房提着筷子偷吃了,而现在,我只能一个劲地扒着素菜,碗里只盛了可怜的一口米饭。父亲一脸疑惑地夹起一块排骨,闻了闻,然后放进嘴里,一边吃一边嘟囔:“这排骨味儿没错啊?丫头,你咋不吃啊?难道是身体不舒服?”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担忧道:“怪了这孩子,也没发烧发热啊,怎么连最爱的排骨都不吃了呢?”

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正在减肥的事儿。如果我坦诚地告诉他们,以父亲的脾气,一定能用唾沫星子把我的饭碗给填满。我选择闷不吭声,风卷残云般消灭完碗里的食物后,就将自己锁回房间继续训练。

那一段时间,连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偷偷拿出手机、戴上耳机,做上一节“5分钟修长天鹅颈”。周边的同学都一脸诧异看着我,也愈发疏远我。不过,我也不太在意,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节食和无时无刻的锻炼,效果显著,我原本略微臃肿的小肚子隐约现出了“马甲线”,手臂上松垮的“拜拜肉”也紧实了许多,甚至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都有了细微轮廓。我在班里居然有了不小的人气,许多微胖同学看到我的变化,叽叽喳喳地围到我身边摸着我的肌肉问:

“晨晨,你的胳膊好细,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晨晨,你居然有腹肌耶,我想瘦肚子,该怎么去锻炼呀?是跑步还是健身呢?”

“晨晨,你看我是先减脂还是先增肌比较好呢?”

看着周围同学们目光里的嫉妒、羡慕和讨好,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被他们拽住的胳膊上冒出了鸡皮疙瘩——这些人平常或多或少都说过我的坏话,如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跟我套近乎。

原来,健身也能让我成为被人瞩目的那一个。

中午吃饭,我也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好几个想减肥的女同学簇拥着我一起去食堂,她们想请教健康饮食,这让我哭笑不得——我自己都是靠节食才瘦下来的,哪里懂什么健康饮食?我随意点了几个素菜,他们就奉为圭臬,打了相同的饭菜,看着她们皱着眉头硬往下咽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发笑。

晚上,我抱着枕头兴奋地在床上翻滚,被人瞩目的感觉就像一只调皮的小猫不停地舔着我的心尖,我感觉浑身都轻飘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索性打开短视频APP,看起比基尼健美运动员的比赛视频。那些穿着钻石比基尼赛服和水晶高跟鞋的女健美运动员们,身上肌肉紧实,彰显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感,那正是我想要的那种女性的刚性美。她们是我心目中的“花木兰”,我羡慕极了,手里不停地戳着屏幕上的小爱心。

“我能不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呢?”我不由自主地嘟囔出一句,反应过来后,却被自己吓一跳。当时我刚刚接触健身几个月,连健身房都没去过。“不可能,我不是那块料。”我又摇了摇头。

但很快,脑子里又冒出另一重纠结——我究竟是哪块料呢?初中的时候,父母看着我那羞于见人的成绩,怒骂我不是读书的料;中专的时候,老师看着我画的动漫人物,频频摇头说我没有天赋;现在,我好不容易在健身上有了一点儿成功……难道我要一直认命,一辈子做个Loser,连一次赢家都没有成过?

我再一次将目光投向短视频里的比基尼健美运动员们,那场比赛已经迎来了最后的冠军,她穿着闪闪发亮的紫色比基尼钻石赛服,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到颁奖嘉宾面前,低头戴上属于她的金牌,并举起主办方定制的冠军宝剑,对着摄影师们的长枪短炮露出灿烂的微笑。

闪光灯像流水一样倾泻在她身上,宝剑、赛服、水晶鞋和冠军身上涂满油彩的肌肉,都在这一刻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这道光也直直地刺进我心里,我对自己说:我要打健美比赛,成为比基尼健美运动员。

第一次,我有了一个叫做梦想的东西。

要打职业比赛,光靠在家做这些减脂训练远远不够。我在各种团购软件上扒拉了半天,最后选定离家比较近的一家商业健身房,按照上面给的联系方式,约了一位教练的体验课。

前去健身房之前,我已经在各种平台上看过私教课的价格,动辄上万的价钱,让我看得心惊肉跳——这个数字可是父母两个人努力一个月才能赚到的血汗钱,也是我承受不起的价格。所以我在平台上尽量自学着各种器械的使用方式,打算后面以自学自练为主。

我在心里反复默念:“只是白嫖一次私教课,绝不花钱买课!”然后骑上小电驴前往那家健身房。健身房开在商场里,我说明来意后,前台小姐姐对我露出了热情的笑容,扭头对着别在口袋里的对讲机说了两句,之后就引导着我先在大厅的沙发落座,还贴心地送上了一杯水。我受宠若惊地双手接过,心里过意不去,又想到要是体验过以后却不买课,会不会浪费了教练的时间和热情?我内心更加愧疚了,像只鸵鸟一样蜷缩在沙发上,生怕被前台小姐姐看出来怯意来。

“您就是预约体验的会员吧?”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抬头一看,一个穿着黑色紧身短袖的男人站在我面前。他梳着油亮的小背头,结实的肌肉将衣服撑得鼓鼓囊囊,短袖上印“私人教练”四个字。

我连忙站起身,点了点头。教练便领着我参观健身房的力量区。晚上正是健身房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各种器械面前站满了挥汗如雨的肌肉大汉,我平常就对肌肉男有些畏惧,一下见到这么多人站在一起,感觉周围的空气好像都被压缩了,有点喘不过气来。我低下头盯着教练的后脚跟,做贼似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健身器械,根本没听见教练的口若悬河,只想着赶紧逃离这片人海。

“好了,这台史密斯机刚好空着没人,我们试一试。”教练突然在一台怪模怪样的器械前停下,我猝不及防,差点撞上他的后背。听到他的话,我才想起今天来的目的,连忙放下背包,按照教练的指示,弯腰站在了史密斯机杠铃杆的下面。

“史密斯深蹲能够有效锻炼到你的臀部肌肉和腿部肌肉,我们来试着做一个深蹲。”教练一边说一边将双臂穿过我的腋窝,“我这是在保护你,防止你承受不了这个重量,出现安全事故。”

教练只给我上了5KG的杠铃片,所以我开始并没有感到非常吃力。可是渐渐地,我感觉到教练的胳膊在不停地蹭着我的胸部,使我整个人像被他抱在怀里一样,他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的臀部,随着我的蹲起,不停地发生摩擦。

我立马明白,自己这是被性骚扰了——我的性骚扰“雷达”很灵敏,此前做coser的时候,我也曾遇到过心怀不轨的摄影师,他们拍摄时总让我摆出容易露出裙底的姿势,或者将自己的身体摆得很低,对着我的裙底疯狂按快门,也有人渣在漫展时打着摄影的名号加上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在聊天时隐晦地表示可以“肉偿”拍摄,或者直接发出一串侮辱人的数字。这种事儿不胜枚举,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拉黑删除。

我连忙挣脱教练的束缚,红着脸想说些什么,然而教练却抢先开口:“我这是想帮你保护一下,没有别的意思,你得慢慢适应这个过程。”

难道在健身房想好好锻炼,不仅要被性骚扰,还要被教练PUA吗?我气得说不出话,抓起背包,风一样地跑出了健身房,直到骑上小电驴回家躺到自己床上,眼泪才不争气地落了下来——我明明只是去健身房体检一下私教课,都会被性骚扰,我的健美梦还能继续吗?

我缓了好几天,心情才平复下来。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事一度成为我的梦魇,让我睁着眼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就此,我彻底放弃了请私教的念头。

我仔细研究了一圈家附近的商业健身房,最后选择了一家看起来人流量较少的24小时连锁健身房。这家健身房主打“没有私人教练来主动推销课程”,24小时营业,我好得以避开晚上的人流高峰期,在清晨和下午来锻炼。这两个时段里,大部分人都还沉浸在梦乡,或在工位上为生活奔劳,健身房里再没有了我第一次去的那种窒息感,我也有了充分研究健身器械的空间。

日复一日,独自训练一年半以后,我有了较为明显的肌肉轮廓。有时对着镜子洗漱,我总舍不得穿上衣服离开,想多欣赏一下镜子里肌肉分明的自己。那时,我加了很多健身群,虽然只是个“小透明”,但是看着那么多圈内大佬发来的消息,我也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跟他们一样,站上奥林匹亚大赛的舞台。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骑着我的小电驴来到健身房训练。下午时段人少,久而久之,我跟负责该时段的私人教练和来训练的会员也渐渐熟了,不少女私教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夸赞我训练得不错。一次,一个女私教在日常吹捧完我以后,说:“晨晨,既然你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水平,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些健美比赛来证明一下自己呢?”

我有点犹豫,作为一个刚接触健身一年半的菜鸟,我害怕上台,害怕失败,也害怕丢脸。但那个女私教仍积极地鼓动我,还递来一张比赛的传单:“这是一个健身学院组织的比赛,你去试一试,作为新手,能让人眼前一亮也说不定。”

我接过传单,看到上面列出的几项比赛项目:“健身模特”“女子比基尼”“健康小姐”“女子形体”。彼时我对于健美比赛一窍不通,平常看的也多是穿着比基尼赛服的女健美运动员的比赛视频,所以下意识地以为“女子比基尼”是最常见的项目。所以犹豫再三后,我决定参加这次健美比赛里的“女子比基尼”项目。

后来我才得知,基本上,所有健美比赛都要求女子参赛运动员穿比基尼赛服,几个常规项目里,“健身模特”对肌肉量的要求相对最低,只需备两件赛服用作比赛展示;而“女子比基尼”不仅需要一定的肌肉量,还要看肌肉线条以及分离度,参赛选手的台上展示效果也是评分里的一部分;“健康小姐”以及“女子形体”则需要夸张的肌肉轮廓,以及更高的分离度和低体脂率。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备赛。我对比视频里的女子比基尼运动员和镜子里的自己,自信地觉得我的肌肉量也差不多,只要再把体脂率降一点,拿个名次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没有备赛经验,就按照之前减肥的法子,认为只要节食就一定能把体脂率降下来,所以在现有食量的基础上,又减去了一大半。那段时间吃午饭,我总被同学们戏称为“小鸟胃”,说我吃的比她们家里养的小猫还少。

可真正要减脂依靠的是健康饮食和适量控制,我粗暴的节食方式立刻遭到了身体的反抗——饥饿状态下,除了身体活动,我根本提不起劲去做健身动作,一运动,手脚一阵酸软,脑子晕晕沉沉,好像要吐出来一般,尤其是深蹲和硬拉这种全身性、大消耗的动作,做完更是累得喘不过气,脑袋晕得下一秒就能睡着。久而久之,我再也没了健身的欲望。可我还自负地想着“减脂出线条”也能有不错的成绩,仍旧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控制饮食上。

我的另一件烦心事是赛服——水钻比基尼赛服动辄要两千多块,对我这样一个没有收入的穷学生,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减少开销,我网购了廉价的水钻,跟着网上的教学课程,自制了一件比基尼赛服。高跟鞋,我手工实在做不了,只能在二手APP里与卖家唇枪舌战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才把价格砍了下来。但即使这样,参赛的花费也让我本就瘦削的钱包迅速干瘪了下来。

参赛当天,为了有更好的状态,我给自己断了食。在更衣室换上自制的比基尼赛服时,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吃了一惊——辛苦练出的肌肉轮廓早不见了踪影,引以为傲的腹肌也变得模糊不清,整个人的肌肉状态“糊”成了一团。

到了喷油彩的场地,同场竞争的选手们个个肌肉线条清晰,连肩膀肌肉都鼓得像小包子,她们经验丰富,提前用报纸将赛服包裹好了,以避免油彩沾染上水钻影响反光效果,工作人员操作机器涂完油彩后,她们还会喊来助理将涂抹得不均匀的地方人工填充。最后利用这个空当,她们再拉拉拉力带让肌肉充血,甚至画一个美美的妆。

我孤身前来,傻乎乎地任由工作人员喷油彩,自然就染到了比基尼赛服上,我本就状态差劲,此时更是像一只蘸满卤汁的烤鸭。别的选手已经在练习姿势、调整肌肉状态,我还在手忙脚乱地擦比基尼上的油彩。

听到我们这一组的叫号声后,我混混沌沌就上了台,急匆匆地跟在同组选手的屁股后面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台下的大灯“哗”一下亮了,闪得我眼前一片白,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舞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听着各种嘈杂的议论,我踩着高跟鞋的腿开始发抖。

身边的选手已经娴熟地露出一个标准笑容,迈着自信的步子走到裁判台前,开始根据裁判指令摆姿势,努力地将自己肌肉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我则头也不太敢抬,闷着头像军训齐步走一样冲到了裁判台前,脑袋一片空白,事先学好的动作也忘得一干二净,只好扭头看身边的选手的动作,现学现卖。可想而知,这些蹩脚的动作多么僵硬,更别提能有什么美感,有裁判没憋住,轻轻笑出了声。我只能竖着耳朵熬到结束的指令响起,灰溜溜跑下舞台。

后来我在健身群里认了一个“师父”,才知道我当时敢上台,简直就是梁静茹给的勇气。健美选手备赛,很少节食甚至断食,反而会更注意碳水以及其它营养成分的摄入,赛前甚至要适量补充一点碳水,让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此外,在台上做肌肉展示时,因着距离和角度,肌肉量会显得比自己照镜子时小上一圈,所以增肌不到位就减脂的我,注定更像一只烤鸭。

第一次见到师父真人时,我有些震惊——他胸肌厚实,紧身背心被高高地撑起来,硕大的肱二头肌弯举时会鼓出惊人的弯度,四十多岁的人,除了脸部略显苍老,肌肉的活力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年轻小伙。

师父那时在健身群里相当活跃,别人提出的健身疑问,他事无巨细一一回复,所以我发起了好友申请,请他带带我。

训练时,师父的手也偶尔碰到我的身体,但并不会像第一次去健身房遇到的私教那般,只单纯是为了纠正我的动作和感受我的肌肉发力,令我着实松了一口气。

健美比赛多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受制于传统观念,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除了被社会上的男性戴有色眼镜加以审视,说什么“穿个三点式就敢上舞台,心里也不知道害臊”,还会被一些男性运动员言语性骚扰。接触师父之前,我做足了心理建设,只要“性骚扰”的雷达一响,我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幸好,担心的一切并没有发生。

跟师父接触多了,我逐渐明白了健身圈子里拜师收徒的“潜规则”——健美比赛大多是商业性质,评判大多有着很明显的主观因素,每个评委的打分依据可能各不相同,即使你自认为肌肉量和线条有着夺冠的实力,结果名落孙山也正常。为了能快速出成绩,许多人会走一个捷径——拜师。健美比赛里的裁判大多是圈内早早成名的前辈,拜在他们门下,一方面能学习一些健身技巧,避免走训练上的弯路,另一方面是拉近关系,在比赛中如果遇到了老师的熟人,看人情大多也会给出不错的成绩。

对于健身圈内的前辈大咖来说,收徒早从以往的传道授业变成了一门生意,“拜师费”也水涨船高,从几千上万到如今几万到十万不等。有的健身大咖不仅自己收徒弟,他们的徒弟出成绩以后也会再收徒子徒孙,而且会向前辈大咖“上供”一定金额的“拜师费”,久而久之,一个类似传销的利益集团就形成了,坐在金字塔顶端的师父们享受着弟子的供养,弟子们则打着师父的旗号参加比赛,再去向别人推销自己的课程牟利,利益捆绑,让师徒关系愈发畸形。

不过,我的师父没有向我索取任何费用,还贴心地给我做了日常饮食的科学规划,以便呈现更好的训练效果。只是那时候的我不明白,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跟着师父每日勤恳训练,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渐渐对他有了一种含糊不清的情感。师父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但是却给了我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被关爱的感觉,刚开始接触时,并没有掺杂任何令我讨厌的性因素。

他健壮的身体让我痴迷,每次辅助我做动作贴近我的时候,他身上的雄性荷尔蒙气息都会熏得我脸上一阵发热。我之前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他。这想法魔鬼一样缠着我,以至于我健身的时候甚至都有点无法集中精力去感受肌肉的发力。

然而,没等到我对这段含糊的感情下一个真正的定义,师父居然抢先对我表白了。一次训练结束以后,他约我吃晚饭,闲聊三两句后,突然说道:“晨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你是个很不错的姑娘,你是否愿意做我女朋友?”

听到这话,我有些猝不及防。他不等我回复,又循循善诱道:“你看这段时间,我免费带着你训练,一直尽心尽力地帮你,这就是我喜欢你的表现呀。晨晨,你应该不讨厌师父吧?”

我确实不讨厌他,就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师父就显得十分高兴:“既然你不讨厌我,那要不就试着跟我处处对象?”

我被他这一番话绕昏了头,恍恍惚惚地就答应了他。就这样,本来想好好拜师学艺的我,却成了师父的女朋友。

之后,在健身房里遇见熟人时,师父会公开宣扬我俩的关系,我一度感到既羞涩又高兴。这段关系初始,我在这个年长男性身上确实体验到了相当程度的体贴和包容,不真实的幸福感像棉花团一样将我包裹起来,我好像活在一个精心为我编织的童话世界里一样,享受着师父对我全身心的温柔。当师父要求我履行女朋友的责任时,我自然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一向灵敏的性骚扰“雷达”,也在他刻意营造的温柔乡里,头一回失去了作用。

可再精心伪造的童话也有结束的时候。

师父正备战一个健美比赛,随着比赛时间逼近,他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在训练我的时候也失去了原有的耐心,态度变得有些咄咄逼人。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什么,还不停自责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直到不经意间在车里看到他拿着针筒对着腿部注射药物,才知道问题的根源不是我,而是类固醇。

在健美比赛里使用激素药物来提高成绩,基本是圈里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出成绩,很多人甚至都没弄懂训练动作就开始注射类固醇,然后大摇大摆地站上比赛舞台。自然健身受限于自身的天赋,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才能锻炼出少量肌肉,可如今健美比赛肌肉标准愈发挑剔,凭自然健身锻炼出的肌肉量和体脂率,实在是差强人意。国外机构曾经做过实验,一个毫无锻炼基础的普通人注射类固醇后,即使没有做过任何锻炼,肌肉量也会急速上升。

药物馈赠的效果显著,但索要的代价也昂贵,不仅是钱,还有运动员的健康。连医生都要小心谨慎去开的处方药,一群连基本医学知识都不懂的门外汉怎么可能会科学合理地使用?许多用了类固醇的健美运动员的肝功能和心脏都或多或少有些异常,不少国外的健美运动员年纪轻轻就因此去世。

另外,雄性激素的摄入过多,会导致男性阳痿,会让女性长出胡子或声音变粗。可即使有这么多的副作用,仍有许多人前赴后继地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国内合法渠道对类固醇药物使用有限制,可健美运动员对它极易上瘾,自然滋生了药物走私,或者是去购买各种杂牌“神药”,安全性也就无从谈起。除此之外,胰岛素和利尿剂,也会被健美运动员用来获取更好的状态。

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自然健身”的师父,暗地里居然也参与着这样的勾当。类固醇已经影响了他的情绪和性欲,他毫无顾忌地在我面前打药,然后在我身上粗暴地发泄性欲。这让我逐渐明白,师父对我根本没有什么爱情,只不过是一个年长男性利用关怀来侵犯我的一种手段,一个正常的中年男性,怎么会对一个跟他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下手呢?

我拉黑删除了师父的一切联系方式,退出了共同群聊。我的健美梦再一次被玷污,这一次,我还赔上了爱情。

这段经历,每次回忆起来都让我犯恶心。但因为有师父带我入门,我也在健美比赛里拿了一些名次。

健美比赛分职业联赛和健美协会的业余比赛。职业联赛,比如奥林匹亚赛,只有获得了职业卡资格的运动员才有机会参加;健美协会的业余比赛要求则相对低一点,主要是为了选拔出更好的健美运动员。我经常参与的是一些城市业余赛,奖金并不丰厚,那点奖金也无法支持我备赛,我都是厚着脸皮问父母伸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报名费用一般在600元左右,很多比赛都在外省市,等于额外多出一笔路费和住宿费。在备赛期间,还有饮食费用,找老师来纠正舞台展示姿势的费用,同样都是不小的支出。动辄上万元的投入,却看不到什么回报,引起了父亲的不满:“健身锻炼锻炼身体就可以了,去参加那些健美比赛,穿得跟那什么一样有什么意思?还花那么多钱!有这个工夫,还不如兼职打打工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父亲的话没错,底层家庭支撑不了这样一项烧钱的爱好,如果不能用这个爱好变现支撑我继续追梦,恐怕最后只能放弃了。我不想放弃,便打算找一份健身教练的兼职——一般来说,健身房教练没有课程安排时都可以随意使用店里的器械,这样既不会耽误我的训练进度,也能节省一些办年卡的开销。之前,因为零用钱紧张,我一直办理的都是月卡,有一份工作,能有效减轻我的负担。

经过一番精心挑选,我在求职网站上敲定了一家健身工作室。相比商业健身房,健身工作室人流小,选择在这里锻炼的客户也基本都会购买私教课,而且女生客户占了很大一部分,避免了与太多肌肉男共处,会给我增加了一点安全感。

健身工作室的老板是个笑起来一脸和气的中年人,我和他谈好了“底薪1800加60%销售提成和课程提成”的报酬。这提成比例在行内算是相当不错了,动辄上万的私教课,只要谈成一个单子,拿到的提成就能负担起我一段时间的比赛费用了。我十分感激老板,一度以为自己遇上了一个好人。

我一向“社恐”,为了开单,我厚着脸皮向来探店的客人推销我的课程,甚至会去街头和学校里进行“地推”,可是却一无所获。我心里很明白,私教课的费用很多人负担不起,只能暗自祈祷能遇上一个有钱的“阔佬”。

不过,还没等到“阔佬”出现,我那1800元的底薪就没了踪影。

一个周末午后,外面正在下雨,我在工作室值班。没有一个客户,老板在前台百无聊赖地打瞌睡,我便自顾自地开始训练。做到最后几下引体向上的时候,我的力气耗尽,刚想松开手落地休息下,却感觉身体一轻,一双大手从背后将我举了起来。我透过镜子一看,发现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身后。

虽然他冷不丁地出现小小吓了我一跳,但想着他是辅助做动作,我心里更多的还是感激。我做完落地,刚想跟他说一声谢谢,却发现他托在我身后的双手非但没有松开的意思,反而还在一点点地往前移动。

“晨晨,你看疫情影响,我这店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之前萍萍离职了,你是知道的吧?”

我忍着不适点了点头。萍萍是跟我差不多时间进来的一个做兼职的女孩,前几天因为一直开不出单被老板辞退了,我害怕跟她一样,所以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拼命地推销课程。

“你想,我为什么辞退了萍萍没有辞退你呢?”老板的手愈发往前,已经摸到了我胸部的边缘,“只要你听话,底薪我可以给你涨到5000元,开不出单子,我也不会辞退你,你看这样如何?”

绝望涌上了我的心头——来了,性骚扰又来了,我只是想安安心心健身,老老实实打工,为什么总遇见这样的事情?

我一把将老板推倒在地,连健身包都没拿,骑上小电驴就回了家。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颤抖着手将老板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那1800块的底薪也根本不敢去讨要。

中专只剩下最后一年,兼职可以不做,但实习证明却必须要解决。在中专蹉跎了几年青春,动画设计的专业知识我是一点没学到,画出来的作品也只能满足自娱自乐而已,根本找不到工作。不过,即使是水平不错的同学,也大多没有找到本专业的工作——哪个正常的动画公司会愿意招一个中专生呢?

为了解决我的工作,父母操碎了心。母亲在一个物业公司做保洁,几经折腾为我寻到了一个物业公司的工作,可我实在不愿意二十岁就和一群四五十岁的阿姨们混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叛逆十分气愤,父亲也直骂我作逼倒怪( 南京话,形容人很作,让人看不惯 ):“好好一份工作,为什么就不愿意去干?”

我想了想问题的答案,可能我还是不愿意放弃健美梦吧。

跟父母闹了别扭,我只能自找法子。幸好,在之前的比赛里,我结识了一家网红健身房的老板,离开健身工作室后,我就去了他那里健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向老板请求给我一个当教练的机会,对方就同意了。

网红健身房对新教练有3个月的“保护期”,期间每月底薪2000元,可如果一直没有业绩,卖不出相应课程,底薪会降为1500元——这个数字甚至低于南京市最低工资。即使推销出了课程,分成也不固定,最底层的教练的销售提成和课程提成只有可怜的25%,只有慢慢做到主管,才会有更高的提成。做到主管后,所负责的小组开了单子,又能拿到一笔提成。另外,主管还有一个权利,如果有教练离职,那么他手上剩下的课程就可以指定某一个教练去接,接手的教练也能获得相应的课程提成。“新人体验课”也多是由主管来安排,能接触到新人,自然能获得更多开单机会,所以教练们为了提成,会像舔狗一样围绕在主管身边。

我们组的主管是健身房的元老,老板的左臂右膀。每当他从我身边经过,总会伸手在我的屁股上拍一下,听着令我羞愤的响声,带着玩笑得逞的笑容离开。私下里,他会以一副过来人的腔调,装模作样地给我传授“社会经验”:“晨晨,健身房里这种男女之间打打闹闹、拍拍屁股都很正常。如果你老是端着,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反而会让人觉得太装,认为你有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将性骚扰说得这么堂而皇之的,可眼下我确实需要这份工作,所以只好忍着恶心听他灌输,平时尽可能地绕着他走,不给他骚扰我的机会。主管见在我身上没有什么突破口,马上又盯上另一个新来的女教练,那个女教练不仅不在意他的性骚扰,反而时不时地和他调笑几句,惹得他开怀大笑。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女生能接受得了性骚扰?直到看到业绩单,我才得到了答案——因为本来我和那个女教练当月都没有开单,可她却有一笔可观的提成。那笔单子我记得很清楚,是主管领着一个想减肥的小姑娘开的单,怎么转身一变成了女教练的呢?私下里,一个熟人教练跟我说,那个女教练早跟主管勾搭在一起了,主管就把自己的单子送给了她。这对主管来说只是损失一部分提成,但对于新教练而言,那就是保住饭碗的救命稻草。

“可总体来说,损失的钱不还是主管自己的吗?”我问。

“你懂什么?剩下的那部分,女的会给主管‘肉偿’,各取所需罢了。”

大部分客户付不起昂贵的私教课费用,体验课结束后就会拒绝买课。为了开单,教练们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会恐吓客户,说客户身上有诸如盆骨前倾、脊柱侧弯等等问题,如果自己瞎练,问题很有可能会更加严重,甚至半身不遂。有的客户被吓到以后,会掏出钱包乖乖买单。实际上,教练并非医生,大多连人体结构都认不全,解决不了任何人的体态问题,只是给客户制造焦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一部分教练还会以“武力”威压,比如借口带客户去体测室里测体脂率等身体数据,一旦客户不愿意购买私教课,便立马换一副嘴脸,几个男教练一起堵着大门,逼迫客户买单。

如果有客户确实付不起动辄上万的私教课费用,这也难不倒那些品性低劣无下限的教练——储蓄卡里没有钱,花呗和信用卡总有借贷额度,这两者要是不够,他们甚至会贴心地为客户联系小额贷款,直到客户借来足够的钱买下他的课程。

这就是健身教练要经受的“潜规则”吗?要获得好业绩,就得讨好主管,甚至献上自己的身体,或者违背道德底线坑害信任我的客户们。我想实现自己的健美梦,可这梦想得在潜规则和性骚扰横行的行业里生根发芽,这一切如此荒唐,我还要在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前行吗?

约我喝酒前几天,晨晨刚刚选择了辞职。

“还没有毕业,我就已经失业了两次,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她的脸泛出红晕,歪着脑袋跟我说。那时公考刚结束,成绩未出,我也处在一种极端焦虑的状态,所以假装听驻唱歌手唱歌,回避了晨晨的问题。两个对于前途一片迷茫的人,只能借着酒精安慰自己。

2023年政审结束,我确认“上岸”,听到我的好消息,晨晨很兴奋:“你为我指了一条新的道路。”在我的建议下,她决定先自考本科,然后再去考取体育研究生。

“那你还打算继续参加健美比赛吗?”我问。

晨晨没有回答,只给我发来了她最新的比赛照片——22岁的她,穿着蓝色比基尼赛服,终于在奥林匹亚业余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她的光彩。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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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2020 ),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我的健美梦,被性骚扰毁了
邵蕾是个乐天派,她奉行“有花堪折直须折”,最讨厌“未雨绸缪”。在她看来,人生一世短如白驹过隙,何必思前想后万事操心?只有吃吃喝喝、顺其自然,才是最值得的。

她年轻的时候从未为买房发过愁。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她从小就被妈妈耳提面命:“女孩子是不用自己买房子的。”当然,她妈妈往往还会重重地加上一句:“不过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找有自己房子的男人,千千万万不要和公婆住一起。”

所以,年轻时的邵蕾常常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哎呀,我们干嘛要自己买房子,而且了,如果一个男人连房子都买不起,你敢和他结婚?”口气活脱脱就是她妈妈的翻版。

我有时会笑着反驳她:“自己买一套也没什么不好啊,理直气壮得多。万一吵架了,起码有个容身之处是不是。”

邵蕾却认真了,叮嘱我:“我妈说,女人要是自己有房子,当心引来心术不正的人。我妈老同事赵叔家的姑娘就是这样,自己家里有钱,便想着怎么都无所谓。后来和一个没房子的男人结了婚,她掏钱买了房,结果没两年就离了,男方硬生生分走一半房产。后来我妈的老同事们都说,那男的搞不好就是冲着她家房子来的。”

可闺蜜们谁也没想到,号称“不买房”的邵蕾,后来却云淡风轻地成了我们中的“置业大户”:

2007年,她与相恋3年的钟乐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时本地房价尚未起飞,他们买下了远城区银湖区的一处房产做了婚房;2012年,她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夫妻俩便置换了位置更好的、在青华区的一套140多平的四居室;2016年,她家买下一栋别墅,上下3层加地下室,另有宽阔的前庭后院,成了我们朋友圈子里第一个置下别墅的人。

我们闲谈起来,都羡慕邵蕾只用不到10年便轻松实现了“三级跳”,喊她作“人生赢家”,邵蕾面对我们的羡慕,有时谦虚地笑笑,更多时候则飞快转开话题,一副不愿多谈的样子。

2020年夏天,邵蕾找到我,聊一座新开盘的楼盘。我微微咋舌:“这个楼盘确实挺好,但全是大户型,最小的也要180多平,均价5万多,你这样一套算下来最少也要1000多万了吧?”

在楼盘均价2万多的本地,千万级别的房子妥妥算是豪宅。当年,邵蕾在大学毕业工作3年后,跳槽到一家大型软件公司,之后十多年,一步步做到了地区分公司核心部门的副总。她的丈夫钟乐也在一家大型商业地产公司任职多年,赶上了行业最黄金的年代。邵蕾曾语焉不详地向我提起过,说他俩年收入少则五六十万,多的时候七八十万也没什么问题。那时我还没有对这些抽象数字生出过多的惊叹,而此刻,我分外强烈地意识到了邵蕾的购买力。

邵蕾却不似我想象的兴奋,缓缓叹了口气:“你知道我其实一直是不热衷买房的。到目前为止的每一步,我好像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外人看我有别墅开宝马,以为风光无限,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007年邵蕾和钟乐筹备婚事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买房的问题。

邵蕾的父母都在本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家里的房子是80年代单位给分的宿舍楼,地处闹市,一小区里挤挤挨挨的全是熟识的老同事。小区虽是楼房结构,但大家仍保留着昔日住平房时的习惯,有事没事就互相串门或是聚在一起聊天,热热闹闹。在岁月的冲刷下,如今的宿舍楼已露出斑驳的灰色,但胜在位置好、户型大、结构佳,单位还不时出资给房屋做维修加固,所以即使住了30多年,看起来也不算太破旧。

住惯了市中心大房子的邵蕾父母,在女儿筹备婚事时,对房子的首要要求就是:市中心的大户型。邵蕾一开始也觉得父母的要求无可厚非——按本地的风俗,新人结婚,“男方出资婚房,女方陪嫁家电”,更何况,钟乐的双亲还都是知识分子,“应该是讲道理好沟通的人”,且钟家家境殷实,“拿出买房子的钱应该是没问题的吧”。邵蕾那时甚至会在闲暇时暗暗揣测:婆家究竟是会帮忙出首付,还是能豪气地拿出全款赞助?

但邵蕾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要求很快就吃了个软钉子。钟乐的父母说话客客气气的,却没有留太多余地:“是的是的,新房当然应该是要买的啊。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多少积蓄呢。我们老两口盘算了一下,要留出装修的钱,留出办婚礼的钱,还要留出彩礼钱,剩下的,就至多只拿得出20多万了。这个样子,市中心的房子肯定买不了了,不过我们在银湖区看了套房,挺不错的,湖景房,环境好,户型也好,只要50万不到。我们出20多万,能负担一半首付,这样子他们小两口月供也轻松。你们觉得怎么样?”

邵蕾与父母错愕间,她的准婆婆看向他们,斯斯文文的面庞,话说得诚恳又谦逊:“如果银湖区的那套房子你们看不中,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房,看能买到尽量靠近市中心的位置。这样的话,别的地方可能就得亲家多担待一下了——装修就只能简单装一下,婚礼也从简,彩礼嘛,也看看能不能少要点……”

邵蕾和母亲对视了一眼,没有出声。这个婚房的方案与她们的预期相去甚远——银湖区是本市的远城区,钟乐父母看中的那套房,距离市中心有15公里,只有2路公交车,一路晃晃悠悠,得1个多小时才能到市区。

邵蕾和钟乐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处对象以来最大的危机:邵蕾觉得婆家肯定有所保留,按他们日常的消费水平,不相信他们只能拿出20万;但一向脾气软软、好说话的钟乐,也显露出了邵蕾从未见识过的强硬:“我家的经济状况,你难道能比我更清楚?我妈说没钱了就肯定是没钱了。要结婚,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装修、婚宴、彩礼,加起来已经快把我爸妈的家底掏空了。再说,我们也不是不给买房啊,银湖那套房子怎么不好?那么多人买呢!别人能住,我们怎么就不能住?”

邵蕾妈妈也生了气:“以前觉得他家通情达理,还想着以后好好走动、把亲家当朋友处的。这样看来,他们真的是不好相处的人,你以后结了婚,可有好日子过了。”

钟家一口咬定没有商量,邵蕾妈妈的态度也异常坚决,只有邵蕾在中间左右为难。她确实是没看上银湖区的那套房子,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曾在脑海里闪过一丝念头:当时市中心的房价大概8000元左右,若是买上一套100平左右的小三居,总价也不过90万以下。自己和钟乐上班以来虽没有刻意攒钱,但好歹也有一点积蓄,要不拿出来添到一起,买套近一点的房?

可钟乐说,就算这样能凑够首付,市中心的房价也超出了他的预算:“两套房有至少40多万的差价呢,多少人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么多钱。而且,买市中心的房子,每月贷款也会高出不少,压力太大了。”

邵蕾妈妈听了女儿的想法,更是一跳三丈高:“他们打着小算盘不肯买好房子也就罢了,你还傻乎乎自己贴钱进去?不行不行,千万别这样啊傻姑娘,赵叔叔家女儿的遭遇你忘了吗?你掏钱买房,小心人财两失啊!”

两家人僵持许久,搞得邵蕾和钟乐差点一拍两散。捱到最后,双方才各退一步:邵蕾同意了买银湖区那套房,钟乐父母承诺,过两年再给他们买辆代步车。

我那时劝邵蕾:“你现在正好去考驾照,考下来,有车代步,距离也就不成问题了。”

“哪有那么简单,一辆车,平时他开还是我开?”邵蕾眉头皱得挤作一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件事,我妈和钟乐妈已经不说话了!”

直到2008年底邵蕾和钟乐举办婚礼时,两个亲家间的罅隙仍未和缓。婚礼全程,钟乐妈妈没有一丝笑模样,面庞还不时露出若隐若现的阴霾,让全场亲朋好友都看出了异样。

婚礼结束后,我悄悄问邵蕾:“你妈和钟乐妈还在闹矛盾呐?”

邵蕾的脸苦了下来:“是啊,一直没和好,之前起码面子上还过得去,结果这次婚礼把我妈气疯了,说:‘大喜的日子,他妈全程哭丧着脸给谁看呢?’我以前就知道他妈是个所有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的人,这次看来是真的——居然连这样的场合都能摆臭脸。”

我只能拣着好听的话劝:“这说明你婆婆起码是个心思不深沉的人,磨合好了也许反而更好相处。相比起来,那种笑面虎才难缠。”

邵蕾说:“确实是这样,他妈倒真不是耍心眼的人。目前当务之急是我妈这边——我妈坚持说,他妈能为房子的事给我们摆几年的脸色,这亲家之间就不用再来往了。”

邵蕾妈妈言出必行,邵蕾和钟乐婚后,两边的亲家几乎没有刻意走动过,连春节都互不搭理。邵蕾也劝过妈妈,无功而返,当她有次无意听到婆婆跟钟乐小声嘀咕说“不是一路人,有什么好往来的”之后,就彻底断了和稀泥的念头。

钟乐家如之前承诺的,在邵蕾和钟乐婚后第二年给他们买了一辆车,小两口出行方便了许多。银湖区虽然偏远,但自然环境确实比市内好太多。邵蕾每天晚饭后和钟乐沿着湖畔散步聊天,慢慢也觉得,住在这儿不算那么糟糕了。

夫妻俩在银湖区安安稳稳住了好几年,住到2011年底,邵蕾怀孕了,为着孩子,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起房子的问题:按政策规定,本市远城区的学生只能在本区就读,上中学时是没有资格报考中心城区的中学的,而银湖区几乎没有一所能称得上“优质”的学校。

邵蕾妈妈已淡下去的怒气又聚集了起来:“你说说你说说,你这结一场婚,反而把自己和孩子弄成了‘乡下人’。你看看我们大院里,哪家姑娘像你这样嫁去远城区了?要我说,他家就是鸡贼又短视,为了省钱,把你们和孩子的未来都耽误了!”

“我自己是怎么着都可以的,但是孩子的教育可不能玩笑。”邵蕾只能准备重新买房了。

挑挑选选,她看中了青华区的一套房——青华区位于银湖区和主城区之间,是那几年炙手可热的新区,房价不算高,但优质房源不少,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几所不错的市直属九年制学校。

邵蕾看中的那套房单价1万出头,在当时还算合适,她和钟乐都很心动,但房子总价算下来要150多万,首付不是一笔小数目,两口子把手头的钱拢在一起也还是不够。邵蕾找我们几个朋友借钱——这是骄傲的她第一次向身边朋友开口。

我挤挤挪挪凑了几万元借给她,担心地问:“你这几万几万地借,那要找多少人啊,这样也不是个事啊。”

邵蕾长长地叹口气,声音里充满了疲惫:“能怎么办呢?”

她说,向朋友们开口前,他们夫妻俩最是向婆家求援过的,钟乐的父母倒是很快回了消息:“没钱。”虽然这个结果并不太意外,但她还是和钟乐吵了一架:“你爸妈总是这样,自己出国旅游有钱,自己买东西时都有钱,我们一开口就没钱了?你爸玩摄影,5位数的镜头买了一个又一个,那时怎么不说没钱了?”

钟乐却不以为然:“我爸买什么那都是他自己的钱。而且我爸妈平时好吃的好喝的也没少贴补我们,待我们不薄吧?不管怎么说,爸妈已经给我们买了一套房了,他们没有给我们再买一套房的义务。”

邵蕾被噎得说不出话,顿了半晌才反击:“可是,明明有钱,却在我们困难万分的时候不帮一把,合适吗?”

两人最终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只能不欢而散,邵蕾觉得自己仿佛坠在冰湖里,心里仿佛有些什么在慢慢坍塌。

我疑惑道:“你和钟乐收入不是都还挺不错的嘛?怎么这几年也没攒下钱来?”

邵蕾苦笑:“我俩工作上轨道也才两三年,每个月的开销又那么大,还要还房贷,能攒下多少?”

她停了停,犹豫了好一下子才继续说:“银湖区那套房写的是钟乐他妈的名字,所以还贷款要从他妈的银行卡里走——后来我才知道,钟乐每个月转给他妈还房贷的钱时,除了房贷,还偷偷多给几千块,说是要把他家付的首付慢慢还给父母。”

我明白邵蕾介意的点,但也只得半安慰半夸赞让她消消气:“你要这样想——这说明钟乐很不错啊,不啃老,也有志气。”

“有时候也是觉得他这样是不错,但有时候又好恨,恨他满心满脑都只想着不亏欠他爸妈,却不管我们小家。你知道我最生气什么吗?他这钱是偷偷塞给他妈的,都没跟我商量,连告知也没有。我们不是不能给那几千块钱,他是觉得我不会同意吗?再说,夫妻间是可以这样瞒来瞒去的吗?”

熬到最后,还是邵蕾妈妈出面了。

当她听说女儿决定卖掉银湖区的房子做首付时,慌忙火急地赶去了邵蕾家:“不要卖!这地段现在虽然偏,但都说政府要大力扶持,房子留着估计还可以升值。再说了,你们这买房子,等交房、装修、透气,怎么也得个三四年吧?卖了房子你们住哪里?宝宝马上就出生了,难不成你们带着小孩子出去租房?”

说着,邵蕾妈妈掏出银行卡,重重地拍到桌上:“这里面是30万,你们拿去付首付吧。我们不比钟乐家有条件,我跟你爸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留下一点点养老,剩下的都在这里了。蕾蕾你别嫌少,不够的你再想办法吧。”

眼泪像井里莫名泛起的小水泡,在邵蕾的眼睛里咕嘟咕嘟浮了起来,忍了好久才拼命忍住。她想给妈妈道声谢,但她一向是不习惯与妈妈柔声细语的,试了好几次,都无法把“谢”字说出口。

“不过有一点啊——这房子首付里有我的功劳,房子要写我的名字。”邵蕾妈妈飞快地加了一句。

对这个要求,钟乐和邵蕾都没有异议——当然,邵蕾心里还是微微盘算了一下:如果等到以后父母不在了,这房子要办理继承恐怕要交不少遗产税,远不如写邵蕾夫妻名字划算。但这话,她是万万没法对妈妈说出口的。

“况且,”邵蕾略带不忿地想,“银湖那套房不也写的钟乐妈妈的名字吗?公平。”

2014年,在女儿乐乐快两岁时,青华区的新房交房了,邵蕾搬入新家。公婆买给他们买的那辆代步车也卖掉了,换了辆20多万的中档车——换车时,玩心重的钟乐心心念念想“一步到位”换成宝马,被邵蕾强行压着才没有“得逞”。

她和钟乐此时已提前还清了银湖区那套房的房贷,新房每月7000元的房贷,理论上对他们并不算太重的负担。但之前还旧房贷款、凑齐新房首付,再加上新房装修,已经掏空了俩人的存款,如今多出的一个小孩,处处都是不小的花销,邵蕾渐渐感受到了压力。

邵蕾和钟乐默契地在小家内部消化压力,尽量不在老人面前展露,但细心的邵蕾妈妈还是看出了端倪——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儿,竟然开始跟她讨论起超市里哪个时段的折扣力度更大了——这让邵蕾妈妈新鲜又焦虑。妈妈从未经历过买房贷款这些事情,无法想象一个月要交那么多钱给银行是什么感觉,所以不管邵蕾怎么安慰,妈妈都一直替她着急。

一着急,邵蕾妈妈就想出了个招儿:“你们的旧房子现在不是空出来了吗?那儿的装修又新又好,租出去的话,要是租客不爱惜就糟蹋了。我和你爸商量好了,我们俩搬过去,家里原来那套老房子租出去,租金贴补你们还房贷。”

邵蕾想想,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案:银湖区的那套房,除了位置偏远,处处倒都比父母的那套老房子要好。而对于早已退休的父母来说,位置不算什么大问题——妈妈每天的活动范围一般就在家和超市之间,而爸爸最多就是在小区里打一段太极,这些在银湖区都能得到满足。还有,银湖区距离自己现在的新房更近,父母到她家倒是更方便了。

如此一来,邵蕾父母便欢天喜地地搬家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小家都相安无事。邵蕾在青华区的新房和婆家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所以平日里公婆对他们小两口的照拂就比往日多了一些,老人日常帮忙照顾孩子,接送乐乐上下幼儿园,小两口下班后还能时不时过去蹭顿晚饭。公婆那边有什么杂事,他们也可以迅速赶过去应对。到了周末,要么是他们带着女儿去娘家,要么是邵蕾父母过来陪他们。

邵蕾和钟乐都非常满意这样的生活,直到2015年,邵蕾的父亲被单位返聘,变故才又盘根错节地一点点伸展开来。

邵蕾的父亲被单位返聘后,需要常年驻外,于是,银湖区的大房子里便只有邵蕾妈妈一人待着了。邵蕾妈妈是个爱热闹的人,本来搬来银湖、离了往日的老同事们,她就有些不习惯,就靠老伴作陪。这下邵蕾爸爸一不在家,她妈妈就变得无所适从了,寂寞似一头怪兽,追得她慌不择路。

她找到邵蕾说:“我搬去你家住吧。”

邵蕾的第一反应,是本能地想否决这个提议,但略一思索,拒绝的话却说不出口。

她妈妈似乎早已猜到了她想说什么:“我都想好了,你看,你们家有4间屋子,住下我是没问题的。我在这里还可以照顾你们的起居饮食,这样你们就不用每天往钟乐爸妈家跑了。我出钱又出力,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见邵蕾只笑不接话,妈妈的语气严肃起来:“我是真的害怕一个人在那里,房子又大又静,我不习惯。我最近老是担心,要是哪天突然生个急病,我一个人在那个乡下地方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见邵蕾依然没接话,她妈妈又下定决心般开了口:“其实也是时机不好,如果你爸的返聘早点定下来,我们也就怎么都不会搬去你那个房子里了。我还住我的老房子,这样哪怕你爸不在家,起码旁边都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不会寂寞,也不会害怕。唉,可惜……”

妈妈最后的一番话,彻底打到了邵蕾心底。

“如果不是为了想着把房子租出去贴补我,我妈也不用这么大费周章搬来搬去。再说,这房子一大半首付都是我妈出的呢,她住过来完全是天经地义。”邵蕾有点发狠地想。

好在钟乐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听了邵蕾的安排,什么也没多说,只点点头。

邵蕾妈妈搬过来与小两口住,平静了没多久,矛盾就件件浮现了出来。

最开始,是钟乐偶尔不经意地向邵蕾抱怨:“你能不能跟妈说一下,平时还是要注意点。”

他一点点细数着不习惯:

“我在电脑前工作呢,你妈就冷不丁地凑过来问我在忙啥,脸都快要蹭到屏幕跟前了。她嗓门又大,常常吓得我一激灵。”

“我还在睡觉,你妈就直接冲进房间要绞起被单去洗,我都没穿衣服,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

“吃完饭我说打会儿游戏,你妈就在旁边不停地劝我别打了,催我有空就去陪乐乐或者做家务去,我妈都没这么管过我呢。”

邵蕾忍俊不禁:“你怎么像个小媳妇一样啊。”

她伸着手去抚摸丈夫的脑袋,试图安抚一下,钟乐却严肃地把头扭开了:“不是开玩笑。妈住过来我是欢迎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分寸感还是应该有的。现在这样子,我真的受不了。”

邵蕾妈妈的性格,我们这些朋友也大多有所见识:读书时我们去邵蕾家玩,不论我们凑在一起干什么,邵蕾妈妈都会很努力地挤进来,认真地尝试加入我们的话题,跟我们一起聊天或玩耍,有时即便插不上嘴,也会默默地跟在一起。年少的我们虽然偶有不适应,但总觉得阿姨是热情随和,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邵蕾更是从小就习惯了,所以从未觉得有什么问题。而此时钟乐郑重地提出意见,邵蕾才意识到丈夫的不自在。她尝试劝了妈妈几次,但话不敢说重,妈妈不知是没听出来还是不以为意,并没有太多改变。

有一阵子,钟乐的公司搬迁加装修,居家办公。每个白天,钟乐都要和岳母两人单独在家,四目相对。那段时间,邵蕾每天出门上班都心惊肉跳,但凡电话铃响起,她都要吓个一激灵。

岳母和女婿的争吵,终于在各自的不满积蓄到顶点时爆发了。为了什么吵起架来,邵蕾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钟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住回了自己的婆家:“你妈跟我吵架,说房子写的是她的名字,是她的家。那我就不配住这里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再搬回来吧。”

邵蕾紧紧捏住了拳头,又不自觉地松开了。她紧紧盯着纱窗上一只小飞虫,盯了半晌。那只小虫已经上上下下扑腾了好久,仿佛总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能突破篱栅,却怎么左突右冲也仍陷在困境。

邵蕾气急,但看到妈妈那副像犯错小孩的样子,又不得不将脾气收起来,好言安抚。妈妈显然也有些后悔吵架时的失言,但更多的还是委屈:

“我实在是看不惯他的懒散劲才唠叨他的。”

“你真是不知道,他在家睡到日上三竿都不起来,牙都不刷就吃早饭。有次我进书房,看到他居然躺在榻榻米上开电话会,躺着躺着还跷着个二郎腿……骨头都是懒的。我是实在看不惯了才说他的。”

“他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他要有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将来才不吃亏。你说是不是?”

这场不快,最终以邵蕾妈妈搬回银湖区的那套房子告终。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有点难过,拉着邵蕾的手说:“妈妈真的是巴心巴肝地为你们好啊,不然我不会把养老钱拿出来给你们买房子,也不会把旧房子租出去。结果老了老了,寄人篱下,还没个落脚的地方了。”

邵蕾的心像针扎一样疼了起来。送走妈妈后,她给钟乐发了消息,却没有额外多说一句话。钟乐很快就搬了回来,但邵蕾无可避免地发觉,自己与丈夫之间已经生出了厚厚的一层东西。

生活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夫妻俩的感情渐渐回温。随着时间的安抚,钟乐与岳母之间的矛盾也似乎烟消云散了。他还是和往常一样,耐心和气,知道岳父常年不在家,会不时地主动带着岳母出去吃饭。有几次家庭旅游时,邵蕾因突发的工作走不开,钟乐一个大男人就单独带着女儿和岳母,一路上把老小照顾得无微不至——总之,他又是以前邵蕾妈妈和老同事们之间交口称赞的女婿了。

“我算看明白了,女婿和丈母娘,就像儿媳妇和婆婆一样,得保持距离才能保持亲热。”邵蕾跟我总结道。

2016年底,本市的房价已经开始飞涨。看着身边人大多为买房奔波焦虑,邵蕾时常暗自庆幸,感慨自己稀里糊涂踏准了时机,能在房价暴涨前解决掉住房的问题。

可她的庆幸没有持续太久。

一天在婆家吃饭的时候,公公突然一脸严肃地对邵蕾夫妻开口说:“我和你妈想了很久,想在盘川区买一栋别墅。那套联排别墅我们已经看了几次了,很满意。等这个周末,你们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如果没其它问题,就定下来吧。”

邵蕾惊得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她转脸看向钟乐,见丈夫并不像自己这般诧异,便立刻明白了这事他早已知情。气愤一瞬间在邵蕾心头漾开了,盘旋几圈之后奔涌而出。公婆和丈夫的声音落到她的耳中,如同在远方一般隔膜。

邵蕾努力稳住神,才终于没在饭桌上再开口。

不记得那顿晚餐是如何结束的了,邵蕾强撑住情绪和钟乐回到自己家,便迫不及待地发问起来:“买别墅?有钱吗?谁出钱?我们自己都顾头不顾尾。”

钟乐笑呵呵地安抚她:“放心,我爸妈有钱,不会要我们出钱的。那个别墅真的不错,除了市区里那几片天价别墅区,这个是离市内最近的别墅区了。我查了规划,那里马上要通地铁了,地铁站正开在别墅区附近,以后从那里坐地铁20分钟就可以到市区了。”

邵蕾几乎笑出声来:“谁会坐地铁住别墅?”

钟乐依然赔着笑:“我爸妈说了,他们这一辈子,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唯一就剩一个‘别墅梦’。之前看过的别墅,要么太远要么太贵,只有这个片区,又方便又便宜,我爸一看就满意得不得了。他都快70岁的人了,总说自己半边身子都快入土了,现在就这一个梦想,由着他们吧。”

邵蕾起问别墅的价格,钟乐毫不在意:“不贵不贵,上下3层,300多平才600万不到,地下室和前后院子加起来还有近200平都是赠送的。这样折算下来,每平米才1万多——你看看,现在别说在咱们这儿,就算换了周边的地级市,普通住宅也没有这个价吧?真的很划算的。”

邵蕾在心底翻起了旧账,忍不住腹诽:“不是说没钱吗?不是说我们结婚已经掏干了他们的家底吗?不是只能拿出20万首付的吗?怎么如今竟连买别墅的钱都有了?”但她踟蹰了片刻,并没有把这些怨言说出口——与钟乐磨合多年,她已深知丈夫的脾气和事关公婆时的态度,懒得平添额外的争吵了。想到这里,她便懒懒地说:“他们要买就随他们吧,他们高兴就好。”

钟乐似乎没有听出她的情绪,只继续沉浸在对别墅生活的想象中:“我爸妈说了,以后搬去那边了,房子宽松,我们带着乐乐都一起住过去。他们住二楼,我们住三楼,互不打扰,也方便照应。以后乐乐就不怕没有地方玩了,那里全都是她的游乐场。”

听到这话,邵蕾猛地坐起身:“不!我不要搬过去跟他们住一起,我宁可住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没别墅那么大,但我乐得自在。”见钟乐微微张开嘴想反驳,她飞快地压住丈夫的话头:“你跟我妈待过吧,我妈是好人你也承认吧?但你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劝我。”

钟乐显然也不想把气氛弄糟,搂过邵蕾,敷衍着劝慰:“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劝慰半晌,他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爸妈要买这套别墅也不是完全为了圆梦,如今有了‘限墅令’,别墅已经是稀缺资源了,卖一套少一套,升值潜力可比一般住宅高得多。爸妈其实还是打心眼里想给我们、给乐乐留一笔钱,这也是他们做老人的心。爸妈说了,之前折腾了两套房子都没写在我们名下,这套别墅,写我们的名字,当作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

邵蕾没有接话,她其实还有很多想争辩的地方,但实在觉得有些累。

那套别墅很快就买下了,邵蕾和钟乐名下无房,倒是省了不少麻烦。公婆拿出100万,说剩下的首付就由他们夫妻俩自己凑齐。邵蕾那时手头宽裕,也就没多计较,补齐了剩余的首付。一大家人兴致勃勃地去看了房,婆婆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前后院子该种哪些花哪些菜了。

与家里人的欢天喜地不同,邵蕾始终对这套别墅提不起兴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不想与公婆同住。相处久了,邵蕾承认婆婆对他们小两口不错,尤其是乐乐出生后,婆婆对孙女的日常起居饮食一应照料得妥妥当当。但她却一直与婆婆无法太亲近,更多的是敬畏——不同于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性格,婆婆是一个活得颇为严肃的老人。老太太有着典型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模样,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配着金丝眼镜,平日不苟言笑。婆婆平时说话更是心直口快,每每看到邵蕾做得不妥的地方,就毫不留情地批评,用词和口气颇为严厉,让邵蕾常常生出读书时面对教导主任的压迫感。

当年乐乐刚出生时,是邵蕾的妈妈与婆婆打交道最多的一阵子。没几天,邵蕾妈妈便有些受不了了——她惯常大大咧咧,做事虽麻利却马虎粗糙,这让亲家母颇为不满。不同于平常亲家间的斯抬斯敬,婆婆总是严格地提出意见,在邵蕾妈妈看来,甚至有些夸张:

“哎呀,邵蕾妈妈,这个奶瓶怎么又没有洗干净啊,小孩子的东西卫生要做好啊。”

“邵蕾妈妈,以后注意一点,奶粉要用温水冲,不然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

这样的次数多了,妈妈就忍不住了,常常偷偷把邵蕾拉到一边抱怨:“她怎么这么讲究?讲究也就罢了,语气还不客气。”邵蕾也只能左右维护,小心劝慰。

有一天,邵蕾刚下班回家,便见到妈妈铁青的脸:“我今天跟她吵架了,我大声地跟她说了,我不是保姆,我是她的亲家,是来照顾我姑娘,跟她一起平等地照顾宝宝的。”

听见妈妈把“平等”两字咬得很重,邵蕾无奈抚额。她了解妈妈和婆婆的性格,自然能想象出她不在家里时两个老母亲的大战。

想了片刻,邵蕾字斟句酌地安抚妈妈:“我婆婆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也没什么恶意。只是一直以来,从来都是别人顺着她,她习惯了,讲话就多多少少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没办法,快70岁的人了,也没法改变性格了,只能这样了。但是她真的是没有坏心的。”

她妈也长叹一口气:“相处这么久,我也看清楚了她的个性了。我知道她不是什么坏人,不然也不可能相处这么久。但是这样的性格我真的是忍不了。我待不下去了。”

“那也只能这样了,妈你回去吧,我们再请个保姆,别让你受气。”

邵蕾妈妈的眼眶瞬间就有点发红:“我受什么气,都这么大年纪了,哪个能给我气受?我是担心你啊!你性格好,就容易受欺负了。”

邵蕾挤出笑容:“哪有受欺负,婆婆对我好得很。你看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我坐月子的时候,她不是嫌你洗衣服不干净嘛,给我手洗了一个月的衣服,哪个婆婆能做到?”

妈妈很久都没有出声,最后才轻轻握住邵蕾的手:“你自己跟婆婆好好相处啊。

正当邵蕾为未来跟公婆同住焦虑时,筹备装修的公婆却与别墅区的邻居为院子的划分起了争执。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双方互不相让,矛盾一路升级,拉扯到了要打官司的地步。

这反而让邵蕾心下稍安,在她看来,只要不是明天就要搬去别墅,她今天便仍是可以快活的。

公婆对邻居的怨气日增,婆婆甚至打起了退堂鼓:“早知道是这么不好相处的邻居,就不该买这套房了。这样的‘联排’,没有像‘独栋’那样的距离,又不能像普通住宅那样关上门不交往,这里院子挨着院子,隔个栅栏,什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真怕住过来闹心。”

见婆婆的心思动摇了,邵蕾抓住时机劝阻:“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像你们这样,天天待在家里,要是跟邻居不对付,那才得不偿失。”

说完,邵蕾忽闪忽闪眼睛,电光石火地想出办法,转向公公开口:“爸,你看要不这样,本来我就在发愁别墅装修的钱——我找朋友大致看了下,这套房的装修起码要150万以上,要是再装精致点,那就奔着200万去了,我跟钟乐盘了一下,付了别墅的首付,我们俩现在手头最多能拿出的就50来万了。我俩本来想的是攒一点装一点,但现在看看情形,我们倒是觉得,别那么慌着住进去,先看看跟隔壁的关系怎么处理……”

公公似是听了进去,点了点头,没说话。邵蕾又看向婆婆,见婆婆也面露松动之色,便在心底咬咬牙,继续说:“我是这么想的:如果现在不装修了,那50万我就拿出来,钟乐不是一直想要开宝马嘛,给他买!爸你不是一直说想买辆车嘛,我俩现在开的这辆刚换了没两年,也很新,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开吧。”

邵蕾明显看到钟乐父子俩的眼睛亮了起来。

婆婆犹自客气了几句:“那哪好意思要你们的车。”

邵蕾笑颜如花:“当时你们给我们买车,我们现在给你们车也是应当的,没给爸买一辆新车,我还不好意思呢。”

好,皆大欢喜。

后来听邵蕾跟我讲这些,我有些替她心疼:“你这为了不搬过去,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点。”

她满不在乎地摇摇脑袋:“只要不住一起,怎么都行。”

那套别墅的装修就这样搁置了下来,大家小家各自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

2020年年初疫情暴发,和这个城市里的市民一样,邵蕾的父母在银湖区的房子里被困了3个多月。期间,邵蕾爸爸生了小病,本是常见病,日常无碍,但因为无法去医院,家里备的药又不足,物资配送也不便,往日窗外幽静的湖景,此时却让老两口生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邵蕾心急如焚,但隔离让她有心无力,面对视频里妈妈的一次次哭泣,她的情绪也跟着被拖到了谷底。

直到配送正常,邵蕾爸爸的病情才得到缓解。解封后,她妈妈铁了心,再也不愿在银湖区的房子里住了。

经此一“疫”,邵蕾妈妈无比怀念老宿舍楼里的邻里关系——在疫情期间,家属区的老同事们比起普通社区的居民要团结许多,日常物资互通,相互关照,衬得银湖区的社区群略显冷漠。更重要的是,老宿舍楼在市中心,去本市几家重点医院都非常方便,这让老太太越发后悔当初的搬离。

邵蕾妈妈回老房子看了一遭,当初精心维系的家,早已被租户糟蹋得面目全非,想要住回去,恐怕要大动干戈重新装修一番。这让她的情绪低落又烦躁,本就是爱说话的一个人,自然越发唠叨起来。她时常絮絮地在邵蕾耳边抱怨,说自己当初做了一连串错误的决定:

“我最先就不该把养老钱给你付首付,弄得现在重新装修的钱都没有了。”

“再就是不该把这边房子租出去,放着好好的市中心不住,却跑去‘乡下’。”

“你说说我,自己有家回不去,却要住在亲家名下的房子里,心都不安。”

有时邵蕾被妈妈唠叨烦躁了,也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总说住的不是自己名下的房子,钟乐也抱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名下的,那我把银湖区那套房过户给你,你把青华这套房子过户给我好不好?”

她妈明显有些心动,但认真考虑了一番,还是拒绝了:“这两套房子过户要交好多万呢。肉都是锅里的,转一圈却要交那么多钱,不合算。”

邵蕾便顺着她的话说下去:“那怎么办呢?”

她妈思索了好一阵,就安静了下来:“那就算了吧,也没办法,就这样吧。”

见妈妈不抱怨了,邵蕾反而难过了起来,她觉得自己亏欠妈妈太多了。

“结一趟结婚,折腾好几趟房子,愣是没让我妈享到一点儿福。我妈掏空了家底,离开了老朋友,却只能住到她瞧不上的‘乡下’,而且生活也确实不方便。”邵蕾跟我说,“你也认识我妈很多年了,我妈的性格你也了解,除了嘴碎一点,没什么坏心眼。可现在,老了老了,我却弄得她那么难受。你也知道他们那帮老同事老朋友,现在年纪大了没什么事情,整天就在互相明里暗里比谁家儿女有出息、谁家姑娘儿子让老头老娘享福了。我妈一辈子要面子,现在都缩着不敢跟人家搭腔,我真的也挺心疼她的。”

这种亏欠感,让邵蕾动了再买一套房的心思。她计划得挺周全:青华区虽然有几所不错的学校,但终究是新区,教育资源还是比不上主城那几个教育大区。她想回主城区买套房,自己和钟乐上班出行生活都更便利,乐乐也能上更好的学校。这样一来,青华区的房子就可以空出来让爸妈搬过去——这也是她爸妈近来一直心心念念的事。青华区生活配套设施和地铁交通都十分完善,小区也是优质小区,房屋户型质量和小区物业都让她妈妈很满意,最重要的是,她妈妈会说:“我终于能住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了。”

就这样,2020年夏天,邵蕾挑挑选选,最终看中了市中心的那处上千万的楼盘。

房价听起来有些吓人,但邵蕾盘算过,并非遥不可及。她掰着指头和钟乐计算:“如果我爸妈住咱们现在这套房,银湖区那套房就彻底空了出来,我们可以把它卖掉,我算了算,卖150万还是没问题的。这些钱先拿出一部分还青华区房子的房贷,这样我们月供的负担能小一点,剩下的,就可以和我们的存款一起负担新楼盘的首付。我妈也说了,如果这样,她就干脆把老房子也卖了,房款一起拿出来支援我们凑首付。”

钟乐听了,脸色不是太好:“那加到一起也还是不够首付啊,你看上的房子首付可是几百万啊。”

其实这也是邵蕾思忖了很久的事情,她犹豫再三,还是说了:“咱们把那套别墅也卖了吧。”

钟乐对这句话反应之强烈,让做好了思想准备的邵蕾还是吃了一惊。她并未接话,只等着丈夫的情绪稳定下来,才慢条斯理地和他算起账来:

“首先,爸妈跟邻居的矛盾还没和解,这么久了,爸妈都没再赶着提装修搬过去的事情是不是?那就说明老太太心里的那个坎儿还没过去。所以,你所谓的爸妈的‘别墅梦’,就先放到一边吧。”

“其次,你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装修别墅的钱?现在建材人工全都涨得厉害,我估计啊,目前装下来,哪怕按最简单的标准,200万都未必够了。别说我们现在没有这200万,就算真的有,拿去做什么不好呢?何况,以你妈的个性,我都能预想到,不管我们怎么装,她都会不满意,你说这200万花得冤不冤?”

“再者,就算什么都不管,不装不住也不卖,那个别墅空置着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你有没有算过账,别墅每个月的房贷,还有每年的物业费,加在一起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住不进去还要支付这么多钱,你别跟我谈什么别墅升值,我只觉得现在这样子亏得慌。”

这样一条条细数下来,钟乐也不再激烈反驳了,当他期期艾艾地问“我爸妈掏钱买的房子我们怎么好意思卖”的时候,邵蕾便知道,丈夫已经同意了自己的意见。

“很简单啊,别墅卖了后,你要是不安心,就把爸妈付的那100万还给他们就好啊。”

见钟乐不出声,邵蕾凑到他身边,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撒起娇来——邵蕾很少如此娇嗲嗲的,但她知道钟乐是吃这一套的。果不其然,钟乐假装着虎着脸,说出来妥协的话:“那我们得说好,除非能卖个好价格,不然可不行。”

邵蕾其实早就去中介问过,那套别墅挂牌价已经到了900万左右了,比起买时的价格涨了不少。据中介的小伙子说,问的人还不少,毕竟楼盘品质不错,位置也好,本地想买别墅的人大部分都会关注到这个楼盘。

邵蕾心下暗喜,真要能以这个价格卖掉,把公婆的购房款还了,去除自己这几年付的利息和物业费,还妥妥有不少的盈余,不管去哪里买房,都有不错的选择余地。

她一边叮嘱着中介帮自己多留心,一边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新房。她妈妈也在跟老同事们聊天时,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邀请大家等她搬到青华区后去家里玩。她妈妈那阵子乐呵呵地跟她畅想:“宿舍区的房子虽然位置好,但是总归是几十年的旧房子了。你们这房子又新,装得又好,到时候大家肯定都会羡慕我,我也终于可以说我沾了姑娘的光了。”

别墅很快有了一个很有意向的买家,但却在成交价格上僵持住了。对方要求便宜20万,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是拿不出这20万,只是这么大一笔钱,你们总要表示一点诚意。只要少20万,我马上签合同。”

邵蕾和钟乐为难了。钟乐舍不得让这20万,毕竟,他们的报价并未高出周围别墅的报价;但邵蕾迫切地希望尽快成交,因为别墅终究不似普通住宅,意向买家偏少,周围并不缺少其它的类似房源,她怕熬到最后丢了这个买家。

僵持不下之际,邵蕾的公公发了话:“一分都不能少。”

老头很少和儿子儿媳如此正儿八经地说话:“这别墅是我和你妈一直以来的心愿。一直没有说搬过去,一方面是因为和邻居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想着搬过去了乐乐上学不方便。但这不代表我们真的不想住去那里。看你们坚持要卖,我也不好拦着,但是就一个要求,不能为了赶时间而贱卖,一定要安安稳稳挑个合适的买家,这样我的心里才不难受。”

钟乐见爸爸如此说,话也跟了上来:“确实,不是不能卖,但是不能降价卖。20万呢,可以做多少事情!别墅是稀缺资源,卖一栋少一栋,只会升值不会贬值。他们不买还会有别的买家,坚决不能降价!”

七嘴八舌到最后,是钟乐的妈妈一锤定音:“坚决不降。大不了就不卖。我本来就不乐意卖房。我们钟家从来都只有买房的事,没有卖房的时候。卖房,那是败家子最喜欢的事情!”

邵蕾知道婆婆不是针对自己,但是这番强势发言依然像枪子一样打得她心里发疼。交易就这么搁浅了,谈崩后,对方很快买了其它的房源。邵蕾懊恼不已,为此和钟乐冷战了许久。

钟乐并不理解妻子的坚持,在他看来,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最完美的,何苦要再折腾一道?想买新房,就意味着无穷的琐事,更重要的是,那个高档社区的房子意味着更重的月供,何苦呢?他安慰邵蕾说:“也不是说不卖别墅啊,只是不要仓促地卖,碰到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价格,我们也还是会出手的。”

邵蕾不想说话,她在心底浅浅地对丈夫生出一丝不满——他的强硬主张和沉默退却,好像总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点。在尘埃落定之后,他又常常会生出一些无济于事的宽泛。邵蕾回想起这么多年的买房之路,突然意识到,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她独自一人强撑着走下来的。在缺乏陪伴和支撑的路上蹒跚得久了,她竟也忘了自己究竟要走到哪个方向。

邵蕾无奈,她妈妈更是满腹委屈。

“本来我妈没多想搬来我们这个房子的,但是有了期待,再有落差,她就难以接受了。”邵蕾苦着脸对我说,“我也理解她,在老同事那边的牛已经吹出去了,现在她面子挂不住啊。我妈一辈子就喜欢和亲戚同事朋友家比孩子,我没给她长脸,结果反而让她丢了脸。我妈好一阵子不肯理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慰她了。这10来年,眼看着她一路为房子奔波,日子是越过越好,心事却也越来越重。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自己足够立得住的考虑和理由,谁也没有错,可为什么却依然一路磕磕绊绊格外疲惫辛苦呢?

邵蕾没想到,那次一耽搁,别墅竟再也没找到合适的买家了。挑挑拣拣之下,卖别墅的事情就缓了下来。拖到现在,那套别墅的挂牌价已经比2020年时跌了300多万。钟乐一家对此心痛不已,却更加坚定了不卖的决心:“等着,等涨回以前的行情再说。”

邵蕾换新房的念头也已经泯灭。疫情3年,她和钟乐所在的行业都早已千疮百孔。缩水的不仅仅是收入,也有从前的豪情万丈。那些曾经满握在手的未来可期,早已消失殆尽。如今邵蕾甚至有些庆幸当时没有买下那个高档的新房,否则每月好几万的房贷,只怕是让日子雪上加霜。

兜兜转转之下,邵蕾时常觉得自己的生活仿佛绕了一个巨大的、徒劳无功的圈子。她烦透了那套别墅——住进去恐怕不是近期能实现的事情了,而雷打不动的房贷和物业费却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不知从何时起,她妈妈也不再絮叨了,换成了时而沉默叹气,让邵蕾更是难捱,比跟她敞开了大吵一架还要叫她难受。

有一次邵蕾开着车路过别墅附近,心念微动,便打了方向盘弯了过去。七八年了,别墅区入住率依然比她想象中要低,给人一种略显萧条的感觉。看向那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想想这几年来的一地鸡毛,邵蕾没有一丝欣喜。

呼出的气很快在冷空气里凝成烟,久久不散。初秋的寒意渐渐浓了起来,邵蕾知道,后面还有漫长的寒冬。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安慰自己:“等到冬天之后,春天总也就不会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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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产家庭的买房之路

第一次见到官松,是2014年。

那天,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出现在我们文化执法队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欲言又止。正好当天有一家网吧要来执法队接受处罚,我便毫不迟疑地断定他就是网吧派来的人,于是叫来同事,要给这个小伙子做询问笔录:“今天,我们对本周一你们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案件做询问调查笔录。”

小伙子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猛然摇头:“我不是网吧的人,我是来面试的。”

我一脸歉意,心想:小伙子,别怪哥认错人,只能怪你长得像一个违法乱纪的网吧网管。

小伙子叫官松,22岁,想来我们执法队做临时工。赵队长低头看他的简历,半天不语。官松担心自己应聘不上,便主动开口:“我虽然是大专毕业,但读书时语文成绩不错,写材料、开车、出外勤都没问题!”

赵队望着官松,依然面无表情——其实他早就认真看过官松的简历了,知道他很适合。一旁的我非常了解赵队此刻内心的隐秘想法:小兄弟,你可别误会了,现在不是你能不能被录取的问题,而是录取以后你愿不愿意长期留下来的问题。

那年区文化执法队很缺人,全队十多人的编制,实际在岗的只有五人,其余的同志都被长期抽调到其他科室和单位了。在人口上百万的省城主城区,我们五人要做全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旅游市场的执法监管工作,管理市场经营主体近千家,“一人当三人用都不够!”

于是,在2013年秋天,文化局委托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公告。公告上说,工作地点为省会某区文体旅游局执法大队——这看起来有点吸引力,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因为待遇实在太低了,只比本地最低工资高一点点。为了避免没人报名的尴尬,职位描述中甚至没敢写工资待遇,只说有意者电话沟通。

这样的待遇能招来活人已经很不错了,何况还来了一个看起来热情高涨、精力充沛、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想象的年轻人,赵队怎么会拒绝呢?官松自然被录取了,安排在我们办公室,协助我和刘军做执法工作。

我和刘军也是2013年通过公招考进的区文化执法队,经常搭档外出执法。我一直很感谢《行政处罚法》的制定者——他规定现场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我想:这人一定在基层待过,而且很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当他某次单独外出执法时,一手拉住在网吧上网的未成年人,劝他不要跑,配合取证;另一只手抓住网管,命令他不要去柜台主机毁掉证据;由于两只手都没空,他只能嘴里含着笔做现场检查笔录——这时他想,以后若有机会参与法律制定,一定要建议现场执法不得少于两人,还要想一个好的理由——对了!就说要两人执法才能够互相监督。

官松的到来,减轻了我和刘军的工作压力,当他在办公桌前整理私人物品时,我和刘军主动过去帮他打扫卫生,搬运杂物。官松连连道谢,我们说不用,同时心里念道:“你千万不要改变主意临阵脱逃啊。”

官松到岗第一天,临下班时,他收拾着物品,哼着小曲,脸上洋溢着马上就能回家的幸福笑容。这时我拍拍他肩膀:“为了表示对你的热烈欢迎,我们决定今晚让你一起加班。”

官松猝不及防。我安慰他,不必大惊小怪,以后就知道在执法队,加班是家常便饭,正常下班是意外情况。

官松问:“加班做什么?”

“外出执法。”

“你们白天已经外出执法了,晚上还要去?”

我一脸神秘:“晚上学生才放学嘛。”

文化执法队的全称叫“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检查网吧是否合规经营,是主要工作之一。智能手机能上网了,去网吧的人日渐稀少,网吧的生意大不如前,为了增加收入,个别网吧老板铤而走险,接纳未成年人进店上网打游戏。他们通常会预先找几张成年人的身份证放在吧台,遇到没带身份证的顾客或者未成年人,就用这些身份证帮忙登记。

我接到过许多家长的投诉电话,每次都会听到类似的悲伤的故事:家长拼命挣钱为孩子,孩子却逃学上网打游戏。挂掉投诉电话,执法队马上出动。我们换上执法制服,开执法车向家长投诉的网吧驶去。学校周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虽然法律规定学校附近两百米范围内不能开设网吧,但两百米外的网吧里依然能发现未成年学生。对于一些中学生来说,别说两百米,就是两万米,也阻挡不了他去游戏中当“英雄”的决心。

鉴于官松第一次参加执行行动,刘军指导说:“去网吧执法,要是发现有违法行为,李哥负责控制现场,取证;我做检查笔录。”

官松又问:“那我做什么呢?”

我开玩笑道:“我们对网吧罚款,网吧肯定不满,他们会派出打手,你负责击退打手,以一敌十!”

说笑间,刘军已经在翻看资料了,那上面是网吧列表:“今晚重点查5家网吧,例行查27家网吧,一共32家。”

官松听到这话,高兴地说:“才32家,也不多嘛。”

开车的陈哥冷笑道:“什么?‘才32家’?”他学官松的语气,还把那个“才”字咬得很重。

很快,官松就后悔自己说过的话了:很多网吧在街巷深处,车子到不了,只能步行;网吧多在2楼甚至3楼,需要爬楼梯;在网吧里寻找未成年人,得仔细检查,来回走动;为了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还要反复上楼下楼确认……这分明就是一个体力活。

工作结束,回到单位已是晚上10点半,看官松显得很疲惫,刘军说,没事,多跟我们跑几次就适应了。两人正聊着,一旁的陈哥突然大声呵斥官松:“咋废话那么多?再不走就赶不上公交了!”

官松反应过来,赶紧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公交站,陈哥在后面喊:“跑快点!”

官松是得跑快点,不然错过公交,他就只能打车,得花好几十呢!我们帮他计算过,他每月的工资扣除房租、吃饭,基本所剩无几。如果打车,那他这一天就等于白干了。官松为什么要租那么远的房子呢?当然是因为单位附近的房租、消费都高,如果住单位附近,那他一个月也就白干了。

很快,官松就显现出了一个新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一开始,我们只拿一些简单的工作给他做,谁知他很快就将手里的工作做完,然后依次小心地问我们还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我开玩笑:“当然有了,我打字两个小时了,你过来给我按按肩膀。”官松当真了,挽起袖口就准备开按,我忙摆手制止:“要不你学习一下我们以前写的总结和文件吧?”官松欣喜地点头,像是领取了奖励一般。

我把一大摞工作资料搬到他桌上,这些资料对新手来说十分枯燥难懂,我估计他翻不了几页就会知难而退。可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再回头看他,发现他正在逐字逐句地默读文件,还在笔记本上记录重要语句和政策要点,写得密密麻麻的。

半个月后,官松就主动要求承担核心工作,比如整理每个月给上级部门报送的报表及信息。我们叫他不要急,他坚持道:“就让我试一下嘛。”我们就让他试,正当我要教他时,他说不用:“又不是研究原子弹,我看过你们以前做过的。”我将信将疑,便去忙自己的事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官松拿着他完成的信息和表格给我们看,果然无可挑剔。官松抬头挺胸,笑了笑,看着我们,眼神里有点小得意。

从进执法队的第一天开始,官松就不停地向我们请教工作上的问题。有次他问我:“李哥,你是怎样做到每次刚进网吧,鼻子就像狗一样能闻出哪里有未成年人的?”

“你会不会比喻啊?”我说,“其实这也不难,一是熟能生巧,看得多了,18岁以上和未满18岁的脸还是有区别的;二是和他对话,未成年人说话的语气、表情的稚嫩,很容易看出来,而且绝大部分未成年人都不太会撒谎……”

我边说,官松边认真地用笔记录,看他记得那么认真,我便告诉他实情:“其实,我每次进网吧,只要与未成年人眼神相接,他就会眼露慌乱,哪怕只有一丁点也会被我捕捉到。毕竟我们穿了执法制服,而孩子往往是瞒着家长进网吧,所谓做贼心虚嘛。”

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官松就适应了执法队的工作,看起来像一个熟手了。这令局里其他的同志感到诧异,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水到渠成。

一位领导跑来问这小伙子表现怎么样?刘军答:“不管是领导安排、还是同事请他做的事情,他都不推,欣然接受。不管手上同时接到几项工作,他都不拖,按时按质完成。”

事后,官松说:“军哥,我那么辛苦、努力,你就这么点评价?”

我说官松:“你知道吗?这已经是军哥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最高评价了。你想,对任何工作不推辞,不拖拉,而且还有质量地完成,如果单位每个人都能达到以上要求,那就不会出现人浮于事、懒人庸人的现象了。”

官松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他不再发问。

一次,我们外出执法,又在网吧里发现了个未成年人。做现场检查记录时,正好那个男孩的母亲找来了,她气喘吁吁,看起来像是找了很多家网吧才找到这里。她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之后径直走到吧台,大声怒斥网管缺德,放任未成年人进网吧上网。

骂完网管,这位母亲拽住儿子的胳膊,要将他拉回学校。男孩冷冷地扭过头去,不看母亲,坚持不走。他母亲突然就哭了,哭声引得一些人侧过头来看,但很快这些人又转过头去盯着电脑屏幕,继续玩游戏——对他们来说,只要天不塌下来,现实世界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我们过去劝,官松拉了一张凳子让那位母亲坐下,刘军给她递了一瓶矿泉水。看我们身穿制服,她的眼睛里有了信任,抽泣着说自己是单亲妈妈,几年前和丈夫离了婚,一个人带孩子,她白天在工厂做皮鞋,晚上去茶楼扫地。她儿子正在读高二,此前已经三番五次偷拿家里的钱来上网玩游戏了。

“他本来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当年高分考上重点高中,自从上网后,成绩一落千丈。现在他大了,我管不住了,学校老师也管不住他,只希望你们能管住网吧,别接纳他上网……”

男孩站在一旁,一脸不屑,眼神都在嫌他妈太唠叨。说完这些,那母亲起身抓住男孩的手,要拉他走。男孩却愤怒地挣脱,狠狠地推开了母亲。他母亲一个踉跄,退后几步,跌坐到一把座椅上——要不是那里正好有把椅子,她肯定要一屁股坐地上了。

官松立马快步上前,抓住男孩的领口吼道:“你干什么?她是你妈!”

男孩也意识到自己下手重了,眼神低垂。官松松开了手,但气还未消,狠狠地说:“你知道天天这样玩游戏,将来会考什么样的大学吗?你知道考不上好大学,以后会混得多惨吗?”我从未见过官松这样凶狠的表情,那个男孩也呆住了。那个伤心的母亲停止了哭泣,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官松。

之后,官松又噼里啪啦地骂了一大堆,将男孩拉到网吧人少的角落。我远远地看到他对男孩不停地比划着,说着,男孩微微点头。最后,男孩竟然安静地跟着母亲离开了。

我们给这家网吧下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回到车上,一直等我们的陈哥问怎么查了这么久。我看了一下时间,确实,今晚我们的下班时间得推迟40分钟。刘军说我们刚发现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官松耐心地教育了那个孩子。陈哥没说话,只有一声叹息。

收队回单位的路上,官松感叹:“未成年人上网,本来是家长、学校的事,但家长学校管不住,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我们执法队,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啊。”

我问官松今晚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默不做声。我又问:“你是不是有故事啊?来,说出你的伤心事,让我们也开心开心。”

官松只是笑笑,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突然说:“看到那个上网的小孩,我就想起高中时的自己。说起来,我人生的转折点,就发生在网吧啊。”

有一段时间,官松似乎对考公务员很感兴趣,听说我和刘军都是通过公招考进来的,他很是佩服,总是问我们考试的相关细节。刘军问他是不是想考公务员?官松苦笑:“想归想,可怎么考得上?我就是个学渣。”

刘军正色道:“我看以你的学习能力和做事的水平,至少考边远地区的县城公务员是没有问题的。”官松还是摇头,说我们不了解他。

后来,在我们的追问下,他才断断续续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其实,官松读小学、初中时并不是“学渣”,他还在班上考过前几名。他就读的那所初中离家不远,但他执意要住校,为此还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以为他是早恋,想在学校里偷偷摸摸地耍朋友,官松却摇摇头,说不是,“因为我受不了父母”。

官松的父母管他管得很严,从他上小学一年级开始,父母就对他各种不放心,去哪里,跟谁一起玩,玩什么,什么时候回家……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一一向他们汇报。一起玩耍的时候,其他小朋友都无忧无虑,心无旁骛地敞开耍,只有官松提心吊胆,总要默默计算着回家的时间,“幸好我读小学时市面上还没有监控卖,要不然,他们肯定得在我房间里安监控”。

上了初中以后,官松发现那些家在农村的同学都住学校宿舍,放假才回家。他想摆脱父母,就提出住校,一开始父母不同意,他就骗他们说,住校上早晚自习方便,不用家长接送,遇到不懂的问题还能随时请教成绩好的同学。他跟父母为是否住校吵过、闹过,后来父母犟不过他,只得同意。

住校以后,官松本想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给父母看看,但网吧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一开始他是趁放学以后去网吧玩游戏,后来竟然敢直接翘课。他的学习成绩大不如前,但靠着从前的“老本儿”和初三下学期的突击复习,中考时也勉强踩线考上了重点高中。

进入高中后,他依然是网吧的常客,但高中的学习难度陡增,从高一开始,他的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变成了一个“学渣”。他父母十分后悔,对他的管教更严格了,说:“你看,正因为当时我们放任你去住校,才让你变坏,你就是得让人管!”

高考,官松只考上专科,父母很失望,但他却很高兴——因为能离开父母了。大专毕业后,父母要求官松回老家上班,托关系给他安排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某银行做柜员。虽然是合同工,但胜在工作稳定,收入也还将就,可官松不喜欢这份枯燥的、被监控时时盯着的工作。父母和他大吵一架,又说起那句:“你看,正因为当时我们放任你去住校,才让你变坏,你就是得让人管!”

2013年8月,官松揣上自己打暑期工攒下的一千多块钱偷跑来省会,想要闯出个名堂。但来了没多久,他就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什么。他先去了一家运输公司干了半年,后来发现在那儿学不到任何技术,没啥长进,就离开了。他找工作四处碰壁,最后辗转来到了我们执法队。

我问官松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执法队工作,原以为他会回答“这是政府单位,能来工作很有面子”之类的话,谁知他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是个大专生,不好找工作。”

我狠狠地斥责他:“你这个小子,把我们单位当什么了?”见他沉默不言,我又笑道:“我知道你工资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李哥提,李哥什么都可以帮你,除了借钱。”

转眼间,官松来执法队半年了。

一次下班后我们聚餐,官松喝了几杯啤酒,脸涨得通红。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家,便送他。官松摆手说不用,我还是坚持把他扶上了公交车。

到了他的住处附近,官松清醒了,让我回去。我说:“来都来了,你就不请李哥上去喝杯茶?”官松说他那里没有茶叶,我说喝自来水也行。他面露难色,正在犹豫之间,我已经推着他向前走了。

官松带我东拐西绕,穿过一条房屋破旧、道路坑洼的小巷,在一座80年代修建的建筑前停下脚步。他领我走上楼梯,在楼道拐角处,我闻到一股股浓烈的尿骚味。他不时提醒我:“小心脚下的香蕉皮和狗屎。”我说:“小心什么?”刚说完,就感觉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官松指着我脚下说:“小心狗屎。”随后又恭喜我要走狗屎运了:“李哥如果想每天都有狗屎运,就每天来看我就是了。”

走到门口,我不放心,觉得鞋底的狗屎没擦干净,便继续用卫生纸擦。官松说没事:“住在这里,谁没踩过狗屎呀,没踩过狗屎,你都不好意思进屋。”

门大开着,里面传来了各种嘈杂的声音。进了屋,我先被刺鼻的烟味呛得咳嗽连连,接着一股夹杂着酸、腐、臭的沉闷气体向我袭来,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这是一个“套三”的房子。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上下铺,除了床,几乎没有其他的家具家电。有几人坐在床上玩扑克,有人躺在床上抽烟,还有人讨论今晚要去哪里跳舞,去哪里找美女。我准备和他们打招呼,但没人看我。

房里没有凳子,只能坐床上。官松睡在下铺,那个屋里,只有他的床铺与众不同:床单被套整齐干净,床下物品堆放有序。我问他:“你怎么租这样的房子?”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房子便宜呀。官松说,他已经习惯了住这样的房子了。

我看到他的枕头边摆了几本书,再仔细一看,是《公务员申论考试辅导》,《事业单位行政能力测试习题集》。我惊讶道:“原来在偷偷预习呀!”官松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没事看一下。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几个同事就开始动员官松参加公务员考试。我先说:“你选择住上下铺,是因为收入低,你收入低,是因为在我们执法队当临时工。其实你完全能在社会上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比如在网吧当网管,进工厂。但你还是选择了我们单位,因为你早已把在政府单位工作作为你未来的职业方向了。”

官松没有否认,但他说自己学历太低,大部分职位不能报,就算报了也考不上。

刘军鼓励官松,说他写材料的水平表明他的申论考试成绩不会低:“你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政府部门上班,了解政府的运作,各项工作的处理措施,而公考里很多试题都与此相关。”

官松还在犹豫,陈哥就拿自己举例,说他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临时工身份,没有编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官松陷入了沉思。

2014年下半年,官松要准备考公了。和我们一样,他经常加班,学习时间不多。每天晚上加完班,他满身疲惫地回到住处,坐在床头,一手拿笔,一手捧书,打起精神看书。期间,他要尽量屏蔽四周赌博的吵闹声,喝酒的划拳声,以及浓烈的烟味,酒味和垃圾的腐臭味。

官松参加了几次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好,甚至在考一个县城的工商局时,只差了0.01分就上岸了。官松感觉自己每次面试都差一点点火候,我们分析原因,觉得是他不够自信。得知儿子差点成功,他父母建议他辞掉工作,全职备考,但官松很快拒绝了:“在公考中取得的一次次进步,都是从工作中悟来的,而不是通过刷题刷来的。公考中的申论和最后的面试中的问题,在工作中都会碰到。只要认真工作,善于思考,多总结,就是应对公务员考试最好的方法。”

官松在工作上也越来越老到,我们配合得越来越好。一次在一家网吧检查时,官松竟然在我之前发现了一个上网的未成年人。

那个男孩振振有词:“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上网?”

官松脱口而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男孩说:“对呀,既然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应该保护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的权利。而且我在这里上网是查阅学习资料,并没有打游戏,行政执法也应该人性化。”

男孩说话逻辑通顺,不卑不亢,官松回头望了望我和刘军,期待我们去支援。但我们都没有反应,刘军转头就去写现场检查笔录,我远远地站在一边——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如果官松成功说服这个男孩,说不定自信心就会增强。如果不能说服,那说明他还欠火候,需要进一步锻炼。

官松只犹豫了几秒,便说:“同学,你说的有道理,但大部分的未成年人都没有你这样自觉。我工作这么久,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网吧查学习资料的人,你一定是附近著名的X中的学生吧?不愧是天之骄子啊。”

男孩的态度明显缓和了,微微点点头。官松又说:“但你也应该考虑一下,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优秀,很多未成年人都是偷了家里的钱,逃课来网吧玩游戏,他们的父母是有多绝望啊……”

最终,官松成功说服了男孩,同意配合我们调查取证了。

2015年,官松报名参加国考,在筛选完全国2万多个岗位后,他傻眼了——以他的大专学历,管理类专业,能报考的单位就2个:省会的海关和离他家500多公里外的某县城国税局。

即使是考县城国税局,竞争也异常激烈,招3个人,却有近千人报名。但官松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考上,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像他这样的大专生,以后能报考的职位将越来越少,考上公务员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临近国考的那段时间,正是某专项行动整治时期,执法队缺人手,工作紧张,天天凌晨一两点钟才能收队。官松不好意思为了考试请假,于是每天回到住处先喝咖啡或浓茶,再坚持复习一个小时以上。

笔试前一天,他还在加班,回到出租屋已是半夜两点半,倒头便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第二天早上8点还没起床,被刘军,陈哥和我合伙泼了一盆冷水。他猛地惊醒,赶紧把枕头边的手机拿过来一看,正好是早上6点。

因为要赶最早的地铁去郊县的考点,他只好放弃洗漱,迅速披上衣服,拿上资料便出了门。等到了考点才想起自己没吃早饭,而这时距离进场只剩15分钟了。偏在这时,他的肚子又痛了起来。他有点懵,不明白此刻自己的肚子是想装进食物还是想清理垃圾。有什么办法能兼顾?官松的大脑飞速运转,忽然看到考点大门附近的小卖部开着,他快步走过去买了一听红牛,然后拎着饮料冲进了厕所。他在里面蹲下,一边清理肚子,一边往嘴里灌饮料。

或许,逆境真的能让人爆发能量、超越自我。这次,官松笔试、面试一路过关,最终考上了税务局。

做了公务员,官松也没有松懈下来,从进入税务局的第一天起,他就要求自己花更多时间学习业务。2018年,还主动报名参加脱贫攻坚驻村队,他说要到基层去锤炼、提升自己。

2022年,官松完成了村里的工作,被单位派到省会来参加培训。得知这个消息,我在“文化执法情”群里再次提议聚一聚,刘哥、老陈立马同意。我说:“看来还是官松的魅力大呀。”

1个月后,我们在文化局后面的那个苍蝇馆子里见面了,几杯啤酒下肚,官松谈起了自己考公的艰辛,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坚定了要考公务员的?”

官松说,这得从他进入执法队3个月后的一次执法行动说起。

那天我们查完一个网吧,官松回到车上,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多未成年人逃学到网吧来打游戏。刘军让他分析分析原因,他想了一下,说:“一个是未成年人的自制力差,网络游戏的诱惑大;二是家庭原因,一些未成年人家中没有可以支持上网娱乐的电脑,而且就算能在家中上网,也免不了与家长发生冲突,网吧成为未成年人们躲避家长说教的场所;三是网吧的原因,有些网吧利用各种手段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四是监管力度不足,基层文化执法部门人员数量少,管理覆盖面窄,无法对全部网吧实施全面、及时、有效的管理。”

我和刘军都听呆了,没想到他总结得这么全面。我又问:“那你觉得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官松又从立法、执法、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等他说完,我猛然醒悟,大声说道:“这要是一个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目,官松你这不是给出了标准答案吗?你丫的不考公务员简直浪费呀。”刘军也深表赞同。

官松说:“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或许真有那个实力考上公务员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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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山海情》(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个学渣决定考县城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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