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丁秉鐩《菊坛旧闻录》
五、 受制于谭小培
现在的影星、歌星们，往往背后有“星妈”，或少数的“星爸”，为女儿们（没有为儿子的）料理事务。有的从旁辅助，有的操纵一切。
从前娱乐界没有影歌星，只有国剧演员，人皆称为“老板”。杨小楼就是“杨老板”，梅兰芳就是“梅老板”。民国十几年起，改称为“艺员”了，以示雅驯、尊敬。但这是文字上；口语还是称“老板”，甚至现在少数人还是这么称谓。演员们的业务，未成年的，或刚出道的，由师父安排，如唱什么戏？搭那个班？如何“谈公事”（讲酬劳）等。稍成点名的，就由“经励科”（即经纪人）给代办一切了，很少由家长代为料理业务的，即使父子都系演员，也是如此。
过去北方梨园界有两份父子兵，以“老老板”和“小老板”著称。一份儿是李永利、李万春父子，一份儿就是谭小培、谭富英父子。
李永利是名武净，年轻时享誉南方。生子李万春以后，逐渐减少登台，以课子（李万春、桐春），教授（蓝月春）为务。万春刚开始演戏时，当然由李永利为他操持一切。李万春成名很早，十五六岁就大红了，二十二岁起就自己挑班了。他为人精明强干，擅词令，会交际，从此“老老板”就逐渐减少管事，只管在后台说说戏。后来就连说戏都不管了，乐得自己当老封君享清福，一切都交由“小老板”自主了。
谭小培这个人，“控制欲”极强。北平老家庭的家规是尊重家长的，谭鑫培活着的时候，虽然谭富英是他儿子，却要听祖父的，所以学戏入富连成的决定，都是由老谭做主。老谭死后，谭富英已经入了富连成，因为有“关书”（即入学契约）的规定，谭富英的学戏、唱戏，生活起居，一切要听科班的，家长没有表示意见的余地，谭小培也没有机会过“管儿子”的瘾。前文谈过，谭富英刚一出科，谭小培便迫不及待地，第二天就辞班把孩子带回去了，并非为立刻唱戏赚钱，而是为了他要“行使家长权”。从谭富英出科第二天起，谭小培便把他儿子控制在手；经过搭班、挑班、娶妻、生子，直到谭小培死时他才撒手。谭富英在他父亲有生之日，一直都是“老老板”当家做主，这位红极一时的“小老板”，简直和假的一样；比起李万春那位“小老板”来，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那么，谭小培都管什么事呢？关于谭富英演戏的剧务、事务、财务，无一不由他管。私生活的饮食起居、结交朋友、出门应酬，无一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笔者称他为“控制欲”极强，绝非过分。
先谈剧务：谭富英的演戏路线，所贴戏码，完全由他决定。民初以还，从梅兰芳编排新戏开始，风行景从，不但旦行，老生都开始排新戏了；就是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也都开始编新戏了。如果为适应潮流呢，谭富英也应该追随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之后编些新戏。但是编排新戏，要结交文人、墨客，外行朋友才行；那么一来，谭富英不是就要接受外人的意见了吗？这就侵犯了谭小培的控制权了，是绝对不许可的。所以谭小培决定谭富英的演戏路线，是只演老戏，不编新戏。
《龙凤阁》的产生，是接受外行朋友意见的。但一来那是老戏连演；二来李少春大敌当前，情势紧迫，而且经谭小培批准，谭富英才排这一出的，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那么《借东风》呢，这也是谭小培的主意，他为过过前孔明的瘾。其实班里有哈宝山，颇优为之，只有在“老老板”情绪不高时，才由哈唱前孔明，大多数都是由谭小培扮演的。在“借箭”前夕，孔明打算向鲁肃借两样东西，鲁肃的戏词儿是：“不用借，早给你预备下了。”孔明问：“什么？”鲁肃念：“寿衣、寿帽、大大的一口棺材……”一般演员念到此处，因为孔明与鲁肃私人没有什么关系，观众只是莞尔微笑，笑戏词儿而已。但是当谭家父子念到这一段儿的时候呢，观众就都笑出声儿来了；因为儿子给父亲预备这些东西，是应尽的责任哪！谭小培对这“寿衣、寿帽、棺材”的词儿，不以为忤；反而愿见儿子在台上公开表示孝心，引以为乐，真是变态心理。有一次他还加了一句词儿开搅，说“也是应该的”，惹得台下更大笑不止了，连谭富英也忍俊不住，于是谭小培大为得意。
如果唱到“打盖”为止呢，谭小培认为这样鲁肃、孔明并重，有点对不起儿子这第一主角，那么就带“借风”吧，让儿子也过过后孔明的瘾；这《借东风》的演出，便是在这种微妙心理之下产生的。谭小培还和谭富英在胜利公司灌了一张《草船借箭》的唱片，所以谭富英在演戏方面的表现，都是谭小培的导演。
既然唱老戏，谭富英是谭鑫培的孙子，当然要唱谭派本门的戏了。前文谈过，在谭富英刚进科班，头一次登台第二天，谭鑫培就去世了。等他出科以后，当时谭派的传人唯有余叔岩。余叔岩为人虽然稍嫌刚直孤介，不肯轻易传人，但是他深感师恩，认为谭富英嗓子、扮相都不错，倒很愿意把得自谭门的剧艺精髓，再传给谭家后人。但是站在谭小培的立场，他却不愿意谭富英从余叔岩深造，因为那就减低他的权威性了。他平常可以唬他儿子，“你爷爷当初是这么唱……”谭富英无从查证，只好盲从；其实，谭小培虽然见过谭鑫培的戏不少，但是只了解皮毛，真正谈到诀窍与俏头，他绝比不上余叔岩那种研究功夫的。
谭小培虽然不许儿子结交外行朋友，但是他却结交外行朋友的，好建立他替儿子当经理人的社会关系。谭富英出科不久，就有人建议：“可以请余叔岩给富英说一说戏呀，他是你们谭家门儿的徒弟，应该把你们老爷子的艺术传下来呀！”谭小培没有理由驳回这种正当合理的建议，就说：“我倒无所谓，你们去问问叔岩，看他意思怎么样吧！”这些与谭、余两家全熟的人士，就去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余叔岩是满口答应，极表欢迎。朋友带回佳音，谭富英是喜不自胜，谭小培却勉勉强强的，好像并不期望有此结果。只好择吉带富英到了余家，以后就让富英自己去了几次。
余叔岩这个人，对艺术极为认真，他学来的不易，所以他不肯轻易教人。但是他若教你，一定倾囊以授，而且丝毫不苟，一字一板，反复学习多少次；不经他满意，是不肯往下教，也不肯让你露的。他前妻是陈德霖之女（陈氏死后，续娶姚医生之女），陈少霖是他妻弟，小舅子来找他学戏，看在亲戚份上，当然义不容辞了。学了几出以后，到说《击鼓骂曹》，在曹操命张辽把祢衡“叉出帐去”，祢衡出帐的身段；和唱工上，三段〔二六〕起头的些微差别不同之处。陈少霖大概资质上稍为钝一点，余叔岩一连几天教了许多次，他都没能学好，余叔岩就情急不耐了。余太太在旁一看，别为学戏伤了郎舅的和气，就示意陈少霖回去歇两天再来学，而陈少霖也就吓得不敢再来，甚至以后就尽量躲着不敢和姐夫见面了。李少春的《战太平》，孟小冬的《搜孤救孤》与《洪羊洞》能传余派衣钵，一来是他们在拜余以前就有很好根底；二来都是聪明绝顶，老师一点就透，又能耐心学习，才能得其薪传。
谭富英从余叔岩学的第一出戏，好像是《宁武关》。先说头一场周遇吉上唱〔杏花天〕曲牌（这出戏是昆曲）“败北非因畏敌狂，虑萱堂依门凝望”的唱，和下马的身段，与周仆对白的念法、神气。大概谭富英因为处于谭小培的严厉管制之下，灵性已经打了点折扣；再加上有点怯阵的心理，就这一点儿玩艺儿，学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余叔岩认为满意的阶段。而余的脾气，是按部就班，这一点儿没学好，是不肯往下教的。谭小培除了头一天在礼貌上带着儿子去了一次余家，以后就是富英单独去了；因为余叔岩也不能当着他的面教他儿子，那他面子上也不好看。但是每天富英学戏回来，他必仔细盘问，没有两天，他就开始冷讽热嘲的，在谭富英面前烧火了：“放着角儿不当，天天像小学生似的去上学，这不是受罪吗？再一说，照这样的教法，一点小地方教几天还没完，这不是折腾人吗？算了吧！还是咱们爷儿俩研究研究！说什么都是咱们姓谭，他姓余，姓谭的怎么唱都是谭派！”
谭富英因为几天没有进步，由畏难而扫兴，也就没有学下去，而从此暗下了。假如谭小培是开朗的父亲，鼓励、安慰儿子继续努力；而余叔岩是循循善诱，有意报师门之恩的，以谭富英的嗓音、武功和一切条件，能从余叔岩尽得谭门真传，那以后的须生界，不就是他一人天下了吗？不但马连良、杨宝森不能相比；就是李少春、孟小冬仍旧拜余，也要瞠乎其后了。可见得谭富英一生命运，都是由谭小培给左右了。
谭富英既然一心一意唱老戏了，外地戏院的约角人，不论天津、上海，就要挑他卖钱的戏来多演，好捞回大量的包戏，并且还要赚几文了，于是大家都要他《四郎探母》，并且希望一演再演。《四郎探母》这出戏，是老生唱工最繁重的一出戏，如果演四郎的人有好嗓子，那真是使观众非常过瘾的。这是自古至今“戏保人”的一个热门戏码，不论谁唱，都容易卖满座；即使现在台湾，也还是如此。论谭富英的戏，最拿手的是《定军山》，而最卖钱的却是《四郎探母》，于是谭小培便在《四郎探母》这出戏上做文章了。
头牌演员在北平演出，一周只有两三次，只够维持开支，盈余有限；就指着跑外码头赚大钱，顶好一年能多出几次门最好。因为到外埠演唱，戏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双包银，上海是四倍。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上海一演就是一个月，成绩好了还再续，那何乐而不为呢？津沪的戏院老板也不是傻瓜，当然要把你卖钱的戏码要出来，将本图利，好赚上一票。凑巧天津和上海滩的朋友们，都特别欣赏谭富英的《四郎探母》，于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两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谭小培就利用观众和戏院老板的心理弱点，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银；戏院老板们，只可点头答应。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戏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贴《探母》那天临时加价，而天津卫的哥儿们，加价也听，《探母》仍然满座，但却对谭富英的《探母》期望过切，而出过风波（详见后文）。后来中国大戏院就打全盘预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进去，而不临时加价，保持戏院的风格。上海因为一唱一个月，谭小培不能斤斤于《探母》加多少，但是总言明《探母》一个月至多几场。到了戏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数的时候，要给他加点“小包银”；请注意，这一期的“全数包银”也罢，一出的“小包银”也罢，全是交给“老老板”的，与“小老板”无涉，谭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戏而已。
过去的国剧演员，科班常有一天两工（即昼夜全有戏）的时候，而每天演出更是常情，所以按说谭富英在上海的戏院连唱一个月应该没问题。但是他一来身体素弱；二来他对这种被牵着鼻子走的唱戏生活，心理上也发生厌倦。因此，他在演唱一个月的中途，一定要休息几天，再继续登台；谭小培和戏院当局，看在赚钱份上，都不愿意弄僵了，只好依他。但这种中途脱节，却是空前破例的；任何京角在上海演戏，不用说一个月，就是连续两个月，也没有中途休息的。于是为了迁就事实，只好变通，在谭富英休息那几天，在上海当地请个角儿客串几天，而在报上刊登启事：“谭艺员富英因调剂精神，自×日起休息×天，改请×××登台……”等等。这“调剂精神”，便是谭小培兴出来的，一时南北梨园界传为笑柄，大家都同情谭富英，而大骂谭小培。
国剧老艺人都有谦让美德，不唱同样戏码，不打对台。杨小楼对尚和玉，余叔岩对王凤卿，莫不如此，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不必枚举。论理谭小培也是梨园世家，应该深谙此理；但是他挟子自重，专找同行（老生）打对台，小事不提，有两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应天津北洋戏院之约往演短期，春和大戏院也约谭富英前往，戏院竞争，无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谭门姑爷，是谭富英的姑丈，谭小培明知北洋约王在先，他却竟然答应春和之约了。其实谭小培如果原则上答应春和，但是延一期，等王又宸北洋演完了再去，春和也有别的角儿可约的，那不是公私都顾到了吗？但谭小培是一个想法：“你王又宸以谭派老生自居，我们富英才是真正谭派哪！咱们就比比看。”谭富英意有未忍，谭小培却坚持前去，于是谭富英就和王又宸打上对台了。春和戏院当时是天津最好戏院（中国大戏院还没有开），北洋已旧破不堪。谭富英正三十来岁，当年当力；王又宸已五十多了。春和的配角好，北洋的又差一点。不必细表，优劣之势已明。王又宸虽然贴出《连营寨》、《盗魂铃》、《失空斩》、《探母》这些拿手戏，还是一败涂地。他在包银上不吃亏（戏院赔钱），但是面子上太难堪了。他在旅馆里老泪纵横地说：“谭五太欺负人了，我们这门亲戚算不来往了。”回到北平，就气得大病一场，从此不与谭家走动，梨园同行，全不值谭小培所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王又宸逝世，享年五十六岁，谭小培虽然带着富英去吊孝，但是在白事棚里，一般同行都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议，甚为不屑。
谭小培对余叔岩都不服贴，对他的徒弟李少春和孟小冬更不服了。前文已经谈过，李少春唱了《战太平》以后，谭小培也叫谭富英唱了一次《战太平》，在观众的评语里，谭不如李。孟小冬在二十八年（1939）初演余氏亲授的《洪羊洞》，第一次是新新戏院星期日日场，座无隙地，向隅的人很多。隔了些时候，二度公演，是新新戏院晚场。这时候谭小培又动脑筋了，要和孟小冬比划比划，于是就安排了同一晚上，在长安戏院演出。新新和长安，都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北平新开的戏院，同在西长安街上，相隔咫尺。新新这边是大轴孟小冬《洪羊洞》，压轴周瑞安《金钱豹》。长安那边谭富英双出，大轴《摘缨会》，压轴《桑园寄子》。一出西皮，一出二黄，且是余派好戏，谭小培也下了一番心思，可惜下错了。
且谈我们这班老戏迷，对戏班、戏院都熟，在新新留有长座，因为新新的进班标准很高，只有孟小冬、李少春、程砚秋、金少山、马连良（他是股东，一周有两个档期）几个班儿进得去，别的班进不去的；而对这几个班都是每演必听的。此外，遇见杨小楼、荀慧生、谭富英、李万春在吉祥或长安演出，也尽量不漏地去听，必要时两个戏院之间赶场。这天晚上，孟小冬、谭富英对上了，两边都留有座位，两边都是好戏，但是在选择取舍上，仍有一个标准的。笔者先到长安，看了一会儿谭富英的《桑园寄子》，算好了时间，赶到新新，正赶上周瑞安《金钱豹》的尾声。休息以后，孟小冬《洪羊洞》上场，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回家。不止个人，几位戏迷熟朋友，都是如此。
一般观众呢，都先到新新，直到满座牌挂出，买不到票了，才有少数人遛到长安，买张票入座，因为已经出来听戏了，孟小冬那边买不到票，只好求其次，去听谭富英吧！连这些临时意外观众在内，长安卖了七成座。当时孟小冬如日中天，声势远在马连良、谭富英以上。一般人就知道孟比马、谭有号召，不知道究竟实力相差多少？马连良很聪明，终不与孟打对台，而且欢迎她到新新来演唱，既提高新新戏院地位，又可增加批账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孟小冬唱《盗宗卷》，马连良特来观摩，借镜余派演法；马连良唱《十老安刘》（其中包括《盗宗卷》一折），孟小冬也来看戏，参考马派身段，这都是惺惺相惜的风度，而不敌对。
孟小冬不但剧艺比谭富英高，而且她体弱多病，轻不露演，一年也唱不了三四场戏，谭富英却每周要唱一两场的，在这种情形对比之下，一般观众很自然地都趋孟而舍谭了。因为这次不听谭的这两出戏，很快有机会还再能看到；如果放过看孟小冬《洪羊洞》的机会，知道她哪一天再唱啊？于是孟唱一出满座，谭唱双出七成。这场对台下来，一般戏迷就都有印象了，原来谭富英的玩艺儿比起孟小冬来，不过百分之三十五呀，也就是三成吧！请问，这个亏吃得有多大？一般爱护谭富英的朋友，都为他惋惜；而谭小培还自我陶醉，认为非战之罪，一时运气不佳罢了。大部分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谭富英不自度德量力，要和孟小冬打对台，请问，谭富英冤枉不冤枉呢？
姜妙香与谭家结亲，加入同庆社很久以后，有一次谭富英与后台管事的闲谈，问：“姜六爷的‘戏份儿’是多少呀？”管事的据实以告。谭富英沉吟了一会儿说：“少一点儿吧！从下期起你给涨一点儿吧！”管事唯唯称是，这是“小老板”吩咐，当然遵办；到了下期演戏，就给姜妙香调整待遇了。谭小培操持谭富英演戏大权，每次演完他要看账的。这一次他看“卡子”（梨园术语，就是演员戏份明细表。后台管事在演员演完戏发放戏份儿，名为“放卡子”），总数好像多了一点儿；一细核对，发觉姜妙香戏份儿增加了。就把管事的叫过来，厉声责问：“姜六爷的份儿，谁给加的？”管事的说：“小老板吩咐的。”小培说：“什么？小老板？我问你，这个班儿是小老板当家还是我老老板当家？你是不打算干了是不是？”管事的直害怕：“我错了，我忘了告诉您啦！”“什么？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吧！从下期起，姜六爷的份儿，还照开原来的数儿。”“是！是！”于是从下期起，“原令追回”，姜妙香又恢复了老戏份儿。
姜六爷一生忠厚，处处吃亏忍耐；他明知道戏份儿涨了又取消是谭小培作祟；但是他一不辞班，二也不对谭富英说，因为自己女儿在人家当儿媳妇儿，别给她找麻烦。忍气吞声，照常演戏。
过了两期以后，谭小培觉得对姜妙香、谭富英和管事的三个人，示威已经够了，就吩咐管事的说：“那什么，把姜六爷的份儿，从这期起涨上去吧！以后呀，无论什么事，都问我，不用问小老板，他就管唱戏。”管事的当然称是，以后都尽量躲着谭富英了，而所有后台人员，也都拿谭富英当傀儡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事，也就是谭小培做得出来。
从前梨园行有个坏习惯，就是抽**烟，认为抽大烟能提神，还滋润嗓子。**烟倒是有一点使人暂时兴奋的功效，但是它的害处却太大了，而一般伶人，自清末以迄民国二三十年，都饮鸩止渴，乐此不疲。谭富英出科搭班唱戏不久，就抽上大烟了。其实倒不是他主动打算抽的，而是谭小培叫他抽的，名为给他滋润嗓子，实则人一抽上大烟，就日渐懒惰，意志消沉，而也就易于驾驭驱使了，于此可见谭小培用心之深。
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时兴一种兴奋针剂，名叫“盖世维雄”，也就是荷尔蒙注射剂。价钱很贵，一针起码一两金子，先在京沪流行，后来也有人带到平津。谭富英烟瘾日大，相对地效用减低，就开始打“盖世维雄”了。给他打针的西医名王琴生，是个戏迷，很喜欢谭富英的艺术，在台下学之不足，就走谭小培的门路，拜他为师，那么与谭富英就谊属兄弟了，可以常往谭家跑，听富英吊嗓子来学戏。他给谭家一家大小看病不要钱；平平常常的药，也白送不收费。那时候从上海往北平带“盖世维雄”很不容易，王琴生千方百计地给谭富英带来，只收成本费，注射也不收费。谭小培是个爱小便宜的人，这一来把谭五爷哄得团团转，对王琴生甚为欣赏。以后就推荐给梅兰芳，连治病带跨刀唱二牌老生了。
谈起梅兰芳的二牌老生来，也很有意思，除了王凤卿以外，都和医生有关。一次梅在天津春和演戏，那时葆玖还小，忽染霍乱，吐泻不止，状甚危险。经友介绍一位时医郭眉臣诊治，一两服药就好了，其效如神。梅氏对郭拯救爱子，感激非常，而郭又坚不受酬。最后，梅很诚挚地对郭说：“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好了。”郭眉臣才吐露心思：“我有个亲戚奚啸伯，唱老生，玩艺儿还不错；几时您考察考察，有机会提拔提拔。”梅一口应允。民国二十五年梅兰芳自上海返平唱短期，二牌还是王凤卿；但是王年事已高，只能陪梅在北平唱，出门便累不了啦。梅在北平演完了，出演天津中国大戏院，二牌就带了奚啸伯，以后还把他带到上海。直到奚啸伯走红挑班，不能再分身陪梅出外了，梅班二牌老生就换了王琴生。
民国十六年（1927）左右，天津日租界开了一个六层楼的百货公司，名“中原公司”，在当时已是大型建筑了。五楼设一个国剧剧场，称为“妙舞台”。偶尔也约京角演短期，如荀慧生、雪艳琴都演过，但以自组长班儿为经常演出政策。谭富英在搭班唱戏时期，曾搭“妙舞台”的长班儿，演了足有两三个月，他是头牌老生，二牌青衣是坤伶胡碧兰，三牌武生赵鸿林。小生陈桐云，花脸金寿臣，小丑王少奎。
胡碧兰的青衣，嗓子调门很低，但是唱工规矩，《玉堂春》、《探母》这些戏都不错，扮相也很端庄秀丽。与谭富英每天同台，也常演对儿戏，日久两个人渐生情愫了。胡认为谭少年英俊，又是梨园世家；谭对于胡，是初次接近异性，情窦初开，也是他第一次未成熟的恋爱。但是这种情形，不久便被谭小培发现了，认为不可。一方面监视、限制谭富英的行动；一方面合约满了，不再续约，马上回北平。虽然台下欢迎，前台打算涨包银挽留，也没有效。那么是谭小培不喜欢胡碧兰吗？不是。以后谭富英的前后两任太太，宋继亭的妹妹和姜妙香的女儿，都比胡碧兰好很多吗？也不是。问题中心是：谭小培认为谭富英的婚姻，要由他这位家长做主，而不能听从谭富英自由发展。回平后，马上说定宋家的亲事，以后宋氏死了，他也不久说定姜六爷的小姐为继配，而谭富英一生中仅有一次的未成熟恋爱，也就被他爸爸给打断了。
北平的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是很平民化的游玩去处。门票不贵；进去以后，喝茶，甚至吃个便饭，都花不了多少钱。可以说，凡是北平人没有没去过这两个地方的；而对外来的观光客人来说，更是必游之处了。
谭富英挑班以后，班中同仁如哈宝山、宋继亭、计砚芬等，看着谭富英那种精神萎靡的样子，都有些同情而可怜他。有一次，选个晚上没戏的日子，大家建议，陪他去逛逛公园。富英见大家好意，便提起精神来，一同前往。等到进了中山公园，看这个也新鲜，那个也没见过，就像小孩儿进了儿童乐园一样，兴奋愉快，乐不可支。因为他除了很小时候，被爷爷带着玩过一两次以外，坐科富连成时候，没有机会玩儿，出科后，入了他父亲的“谭氏大监狱”，更是那儿也没去过，这一下有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那能不欣喜如狂呢？说来可怜，北平市民人人司空见惯的中山公园，对堂堂名伶谭富英来说，有如见所未见的西洋景，他的生活贫乏无味，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次中山公园逛得很满意；不久，大家又陪谭富英逛了一次北海，他越发高兴了。就在逛完北海，商量再到颐和园，或什么地方去玩的计议未定之际，被谭小培发现了。他见谭富英的精神较前健旺一点了，一打听，和大家出去玩过两次，就把富英叫过来了。“你们大家去玩儿，喝茶、吃饭谁花钱哪？”富英说：“当然是我花钱了。”小培说：“哼！他们这样架弄你，是要吃咱们呀！咱们有多少钱，供他们大伙儿乐呀？以后别再出去了。”富英只好唯唯。从此又返回监狱，连假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笔者方才谈过，逛公园和北海，花不了多少钱；谭富英是老板，当然是他花钱了。人家大伙儿是好意，为的是给谭富英真正“调剂精神”，难道人家也没在公园喝过茶，要敲谭富英的竹杠吗？谭小培的阻止，就是不欲富英和外人接触，要叫他永久、随时在自己控制之下。综上种种，谭小培对谭富英在演戏上、生活上，处处加以控制，读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谭富英的性格，完全被他父亲所塑造；而一生的命运，也是被他父亲所安排了。
北平梨园行有人调侃谭小培，编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爷儿三个坐在一起聊天儿。谭小培指着自己鼻子，对谭富英说：‘你爸爸（谭小培），不如我爸爸（谭鑫培）。’转回头来，又对谭鑫培说：‘你儿子（谭小培），不如我儿子（谭富英）。’言下颇为得意。” 这就是讥讽谭小培，上承父亲余荫，下享儿子清福，而自己一辈子一事无成，可称谑而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