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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一心開二門」到「兩層存有論」是哲學原型的講法，就牟宗三而言，他並不認為既有的任何一套哲學系統已達到哲學原型的表現；中國如此，西方亦然。目前各種不同的哲學傳統相對於哲學原型而言，毋寧是各有所偏的：牟宗三亳不懷疑中國是一心偏真如門，西方反是。因此，中國哲學欲達到哲學原型的表現，牟宗三提醒我們必需留意他的「良知自我坎陷」的提法，這是成就生滅門的心靈程序。所以，我的第二個論題是：對中國的哲學現實而言，它唯有經過「良知自我坎陷」的實踐過程，才能展開現象的存有論，並與既有的本體的存有論完成「一心開二門」的哲學原型。

3.就主體哲學的（心性之儒）立場，「一心開二門」無疑是起點，「兩層存有論」是結果，而「良知自我坎陷」是成就中介。換一句話，牟宗三的哲學系統其實是這樣的：一心開二門→良知自我坎陷→兩層存有論→。而實際上，作為當代新儒家的牟宗三而言、對以「本內聖之學以解決外王問題」的牟宗三而言，「良知自我坎陷」的可能性，完全決定了他之所以成為當代新儒家、也決定了他之所以能夠「本內聖之學以解決外王問題」的現實性。因此，我的第三個論題是：「良知自我坎陷」的可能性，應該卅，應該也必須得到肯定的證實。

4.「良知自我坎陷」作為邏輯的可能性，並且是辯證的邏輯的可能性，這點不為牟宗三所懷疑，而我也認為是站得住的一點。換一句話，「良知自我坎陷」並不同時還是「良知」的身份，即作為坎陷以後的良知，已經是認知的主體，無復原來道德意義的良知了，這個「不同時是」即說明了邏輯的可能性。由於這個可能性并不是原來一個（道德）範疇的可能性，即不是那個範疇本身就可以分析出來的可能性（分析的邏輯可能性），而是不同範疇的可能性，即一個（道德）範疇由於牟宗三所謂的「自我坎陷」的原因，轉換為另一個（知識）範疇，所以是辯證的邏輯的可能性。因此，我的第四個論題是：「良知自我坎陷」的邏輯可能性是可以肯定的。

5.作為經驗可能性的「良知自我坎陷」這個命題，構成了我的第五個論題。按照牟宗三的意思，「良知」是由於需要「解決屬於人的一切特殊問題」而「自我坎陷」，以獲得解決問題的現實能力，才能克服這些「險阻」。對我而言，「良知自我坎陷」的經驗可能性並不難於說明：良知總會遇到（現實）困難，並且良知不會安心坐困於厄難中，因此，良知總會設法解決這些困難。不過，我要（順著這個意思）強化一點：良知自我坎陷其實是良知的「應用轉向」（the applied turn）！這也是說，良知的自我坎陷其實是良知不願停留於只是「理」的真如門，而自覺的要求自我走入那總是「事」的生滅門，面對人生，「解決屬於人的一切特殊問題」；並且，相應於良知的道德原則，這種應用轉向同時也是「應用倫理學」（appliedplied ethics）的轉向。因此，良知自我坎陷的經驗可能性－對我而言－它是可以證諸於應用倫理學的可能的。我當然不會違背「良知自我坎陷」對當代新儒家的意義：這是為了「本內聖之學以解決外王問題」而成立的，即建立中國社會的「科學」和「民主」的傳統問題。但是，科學和民主的傳統仍然須要在問題中建立，因此當代新儒家還是可以在應用倫理學裏執行它的使命，例如生命倫理學（bioethics）和公共事務倫理學（ethics of public affairs）的領域。

6.對我而言，說明「良知自我坎陷」的可能性，最困難的在於技術層次，因為這己經是「做」（doing）的層次，也是當代新儒家最終是否可以成為當代新儒家的關鍵性因素。但是，迄今為止，我仍然不知道（實踐上的）誰或是（理論上的）什麼樣的良知體系是良知自我坎陷之後的「新儒家」？彼此之間又是怎麼去分辨的？這也是說，就現實上我以為憑去考察它的技術的可能性，雖然我認為「良知自我坎陷」不唯是邏輯的、並且是經驗的可能的。不過，我還是贏L，我還是願意順著第五個論題的「應用轉向」的提法，認為「良知自我坎陷」的技術可能性是我的第六個論題，并且這是對「應用儒家」的一種召喚（the calling for applied Confucian）！如果應用倫理學家的存在是一種既存事實，并且這是技術的可能性使其成為事實的應用倫理學家的結果，那麼我也不應該排斥「良知自我坎陷」的這個層次的可能性。對我而言，更重要的倒是：這個可能性是否有助於完成現象的存有論，即牟宗三認為這是中國哲學最不行的地方，以達到哲學原型的要求？關於這點，我也認為是可能的－舉例而言，當我們從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時，總會面對技術的可還原性與不可還原性之間如何處理的問題，這點又涉及了「生命」概念的物理學和非物理學（主要是生物學）之間如何了解的F解的問題，以至於最終必須訴諸於生命自身的存有論而定，所以不能不逼出一套（生命）現象的存有論去對待。因此，我反而認為技術的可能性是促成現象存有論的現實條件。以是之故，這種「應用轉向」下的儒家是「應用」的儒家，因為他是面對並解決現實人生問題的儒家－其實，這是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下儒家應有之「職業」。這種應用的「儒家」性（Confucianity），我是採取最起碼的意義認定：如科學哲學的「理論滲透觀察」（theory-laden of observation）一樣，只是說明「良知」作為一種主觀信念影響了我們的應用取向，而不是說最終應該有一套屬於「儒家」的現象的存有論（Confucian ontology of phenomenon），因為這並不符合科學理論（不是技術）的普遍意義。換一句話，我這個論題的其它用意在於強調：良知自我坎陷的技術可能性，取決於應用儒家的出現與否：這也是說，應用儒家是良知自我陷以後的儒家。

7.按照我上述的論題，如果牟宗三的哲學體系是「一心開二門」和「兩層存有論」，即哲學原型的體系，並且「良知自我坎陷」是中國完成這個原型的必經蛙型的必經程序，而這個程序是邏輯的、經驗的、技術的可能的，那麼應用儒家將是這個程序的執行者！所以，我的第七個論題是：應用儒家是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的內在要求。良知自我坎陷是一個「應用轉向」的命題，相應於這個良知的主體，它最終也是「儒家」的應用轉向。因此，牟宗三之後的當代新儒家的計劃（the project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應該是應用儒家的計劃（the project of applied Confucianism）。唯其如此，一心開二門才不會落空，兩層存有論也是可能的，中國哲人的哲學原型不再只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夢想。所以，我有理由認為：「應用儒家：牟宗三哲學的召喚」！

* 這是1997年寫的稿，現在原封不動重新輸入檔案，只是另外加了兩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