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临高语族相关问题初探

张朔人

关于临高语族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取得一定的进展 ^① 。厘清黎族和临高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挖掘临高文化内涵、再现临高民系的历史，是近年来临高语族研究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一研究需要防止将历史上所有的记载“临高化”倾向。

临高人族属与族称

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服,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

关于族属

一是早期方志记载。 从语言推断其族属，唐胄《琼台志》风俗篇似乎更为直接。它指出本岛“语有数种”，其中，“一曰西江黎语，即广西梧浔等处音”。清代地方志说：“其土语甚乖�，即临近邑不能通。每多倒用字义，如称甲乙，曰乙甲。盖其地近黎，皆黎语也” ^[1] 。前者说明操“西江黎语”的主体――临高人，来自广西；后者从语法结构上探讨，指出“临高语”“黎语”的同源性。

二是传教士判断 。近代之后，西方传教士对岛内语言进行几次调查。丹麦裔美籍传教士冶基善（ Carl C.Jeremisassen ， 1847-1901 ）， 1891 年进入海南从事传教工作。 1893 年，发表了《海南土著的黎人和他们的语言》，包括黎语、儋州话、临高话（临高黎）在内的 7 个点语言资料，是目前“最早最全的黎语和临高语调查资料”。

1925 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 Francois Marie Savina ， 1876-1941 ）神父，用 4 年时间，在岛内调查民族和语言，编辑了《临高话―法语》等 3 部语言词典，后名为《临高语词汇》由法国远东学院于 1965 年出版。其将临高人归属为“村人”，属台人部落 ^[2] 。然而，史图博认为，儋州、临高居民族属为“由邻近的印度支那或是由中国南部渡航来的泰族，后来与黎族以及汉族混血而产生出来的”。史氏认为这与萨维纳观点基本相同 ^② 。

三是语言学调查。 1957 年，梁敏先生（1926年生，壮族，时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及其团队奉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之命，前往临高、澄迈、琼山等地对“临高话”进行调查（并调查了昌感县“村话”）；1980年，梁先生携其夫人张均如研究员一起进行补充调查。调查以“485个根词”，“十四个代表点”，将“临高话”“与同语族诸语言的比较”。认为：“临高话”与本语族其他语言有同源关系的约占60%；与壮傣支同源约50%；与侗水语支同源约30%；与黎语支同源约20%。语言为“汉藏语系侗泰语族壮傣语支”一种，其族属为壮族 ^[3] 。

四是独特的葬俗。 一个族群的葬俗是其社会形态、婚姻制度、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文化元素的完整保存。所谓的“二次葬俗”或“二次土葬俗”，是指人们对寿终正寝的死者尸体分二次处理，也就是人死后以棺材盛尸进行土葬，经过 3 到 10 年等到尸体的软组织腐朽后，再开棺捡骨，将装进陶瓷瓮中安葬 ^[4] 。这种独特的习俗，在壮族和客家人之间盛行。

1994 年 3 月，由于建设美兰国际机场的需要，海南省文物部门组织专家在琼山市灵山镇和美兰乡之间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明清村落遗址 1 处，古墓葬群 3 处，明代石冢墓 6 座”，其中，“永禄村明代林大婆墓”为二次葬 ^[5] 。

1996 年 11 月，在儋州市光村镇东北一个半岛的沿海地带，共有“ 23 座”石棺墓群，并对其中 2 座考古发掘，发现其为“二次葬”“其年代可能不会早于宋代”，并认为“儋州市许多地区的古墓葬有二次葬的习俗” ^[6] 。

客家人规模性移民，是清代咸同（ 1851-1874 ）时期（另文专门论述），故考古结果与客家人无涉。这一葬俗的分布情况，为该族群的生活空间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与岛内其他族群迥异的习俗，与广西壮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族称

与广西壮族有着一定关联的临高语族，在历史典籍记载中有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是里、俚僚、俚人。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36 ），“九真缴外蛮、里，张游，率种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唐李贤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 ^③ 。这位章怀太子、唐高宗第六子率众“共注范晔《后汉书》” ^④ 的学术规范为后世誉为“章怀注”。从中可以看出，“里”转向“俚人”，经历了 600 年之久。

然而曾昭璇先生则认为，“俚人即唐代黎族”，似乎并不尽然。关于“俚”，三国时期吴国（ 222-265 ）万震曰：

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自古及今，弥历年纪 ^⑤ 。

汉光武帝封“汉归里君”始，到三国 200 余年时间内，这一族群有所扩张，进而达到无君无主、各自为政的局面。

南朝之后，岭南俚族大姓冯冼家族势力崛起， “夫人（冼英，适冯宝后曰冯冼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狸獠，所至皆降” ^⑥ 。

隋朝，在岭南以南的二十余郡中，出现了“俚”“僚”诸蛮并存局面。受赵佗在南越国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影响，俚人呼其尊者为“倒老”。俚僚崇尚“铸铜为鼓”“以富为雄”。鼓的拥有者被称为“都老”，有重要的话语权，与仇方相攻击时，“则鸣其鼓，到者如云” ^⑦ 。

其二是“翁贝”“贝”。 最早提出这一族称的是法国神父萨维纳，他认为所谓“翁贝”（ Ong-B ê, ）， Ong 是“人”的意思， B ê是“村”之意。萨维纳究竟如何得出这一结论，不得而知。 不过 这一名称提出后的不久，德籍学者史图博就 “ Ong-B ê ”一词，在儋州那大、南丰等地进行调查，被询对象都不知道这样称呼。

无得有偶， 1957 年，梁敏先生就“翁贝”或“贝”与“当地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座谈，“没有人知道”这个名称。国家民委调查组为“确定这部分人的民族成份和民族称谓”的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也“不承认有过这种称谓”。

但是，整理萨维纳《临高语―法语》手稿的法国学者奥德里古尔（ Haudricourt ， A.G ）， 1965 年在巴黎将《萨维纳的贝语词汇》（ Le Vocabulaire B ê de F.M.Savina ）交付法国远东学院出版；此后日本桥本万太郎的《贝语―临高方言分类词汇》，在 1980 年由东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这两位是“贝语”的支持者。

其三是临高人。 1950 年代，国家民委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之后，发现临高语族群与岛内的其他族群有着明显差异，而与广西壮族关系较为密切。究其原因，宋元之后汉人大量移入岛内，“临高人”不断被汉化，故而在新中国民族划分为汉族。

“临高人”在海南的活动

考古学线索

2001 年 7 月，临高县东英乡发现 2 件磨制的有肩石斧，据考古学界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 ^[7] 。

临高县兰买村、兰堂村新石器时期沙丘遗址出土物，以“夹砂粗红陶为主，伴有磨制石器，文化层中仍有一定比例的印纹硬陶” ^[8] 。就目前印纹硬陶遗址和墓葬来看，印纹硬陶早期纹饰和鼎盛时期夔纹、雷纹的组合纹饰并不多见，仅见其衰落时期的米字纹、方格纹。受岭南地区文化影响，海南的几何印陶在年代上略晚于两广地区，大多应在两汉或稍晚时期 ^[9] 。据此，可以初步确定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临高人迁入本岛的上限。

两汉时期 俚人南迁

南北朝之际，广东高凉（今广东高州市）俚人大姓冼氏家族势力崛起。冼氏之女冼英“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峒，部落十余万家”家世背景,加上其“压服诸越”“信义结于本乡”，“政令有序，人莫敢违”的个人素质，在俚人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梁大同中（534-545）， “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 ^⑧ 。显然，“儋耳归附者”与冼夫人的号召力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研究者多从“洞”这个基层社会组织名称出发，论证冼夫人与岛内黎人的关系 ^[10][11][12] 。“洞”作为基层组织的形式，在百越历史中较为盛行，不能因此而指定为黎族专有，无需赘言。理论上讲，这一说法有二个方面的歧义。

第一，“归附者”的族属判断问题，即如何确定这一时期在儋耳生活只是黎族？历史上该地的文献记载如“调题”“交趾”“儋耳”“离耳”“骆越”等称呼不一，习俗多样，可见族群分布并不单一。况且，黎族作为族称，在唐代后期至宋代才正式形成。所以，这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第二，从民族情感角度来看，这则史料也不支持“归附者”黎族说。“儋耳归附”并非政府政策感召，而是冼夫人自身人格魅力使然。这种魅力能够超越族群，甚至穿越琼州海峡，泽被“儋耳”黎人？即便在当下，似乎也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在语言需要“九译乃通”的古代。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在儋州马劳地、临高昌拱村考古发掘，“几何印纹陶遗址还伴出两汉五铢钱” ^[13] 。临高、昌江、东方、乐东及陵水等地相继出土了 9 面铜鼓，现存 8 面。其中， 6 面为汉代北流型， 2 面为稍晚的灵山型 ^[14] 。

其中， 1984 年，在临高县马袅乡拥武村出土的铜鼓，“鼓面为圆形外伸，饰十二晕，中心太阳纹十二芒，面沿逆时针环立 6 小蛙，已残 3 蛙。胸壁稍鼓，束腰，胸、腰间环以层晕，且饰二对条形小扁耳”，为“汉代北流型铜鼓” ^[15] 。 1999 年，儋州光村镇泊潮村，发现“ 2 件铜鼓和 3 件陶罐”，铜鼓外形一致，为“十晕十芒太阳纹”，为“汉代灵山型” ^[16] 。这些 考古结果告知人们 两汉期间，俚人以金石并用的生产工具，有规模地迁入。

作为佐证，对冼夫人祭祀的庙宇建筑分布研究，也倾向于此这一结论。“ 宋绍兴间（1131-1162），贵州教授、乡人羊郁乞赐号，封显应夫人，庙额曰：宁济；厥后，知军叶元�又请加封‘柔惠’”。“洪武丁巳（1377），儋仓大使李德新建言入祀典，报以夫人血食高凉，其在儋行祠耳” ^⑨ 。 这就是说，建庙活动始于宋代。随着朝代的变迁， 岛内民众对其记忆也与日俱增。据统计，海南现有冼夫人庙宇“ 100 座左右”，最著名为海口市新坡镇梁沙婆庙（冼夫人纪念馆） ^[17] 。

这种在本岛北部、西部、东北部密集分布，而中西部地区难觅的情形，与“琼山西半部、海口市郊、澄迈大部和儋县东南部”“琼山东半部，文昌、定安两县与琼山交接处的边缘地带” ^[19] 临高语的分布，有着惊人的一致。这说明，历史上这一区域是临高人主要聚集地，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该族内迁情况。

冯冼家族对海南的经营

《谯国夫人》记载了 隋初，岭南大乱之际，冼夫人在“招慰亡叛”，统一岭南中 所做出的贡献，隋高祖赐临振县（今三亚市） 1500 户为其汤沐邑，并赠其子冯仆为崖州总管。朝廷的举措，为大量俚人作为岭南大族的管理者、奴仆等形式开始迁入海南提供了政治通道。

隋唐朝代更迭， 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左武卫大将军冯盎，“奔还岭表”，据“番禺、苍梧、朱崖地，自号总管”，拥兵自重；武德五年（622），冯盎以辖之地降唐，高祖“析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 ^⑩ 。天下初定，唐中央政府对岭南局势采取了姑息政策。

南朝梁大同至唐初近百年间，冯冼家族的坐大， 开启了岭南地方势力经营海南的先河。 唐初中央政府在笼络岭南大族的同时，试图通过行政建制的方式来加强对海南控制。一方面对冯盎采用析其辖地、限制其权力，将其在琼州海峡两岸的影响力局限于高州一带；同时着手海南岛内的行政建制工作 ^[20] 。

然而， 这一举措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及至唐朝天宝年间（742-756），仍然可见冯冼家族在海南经营的印迹。《唐大和上东征传》对于别驾冯崇债、首领冯若芳经营开发振州、万州作了较为详尽描述。在万州冯若芳辖区内，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 ^[21] 。此处的“奴婢”既有外来波斯人的成份，更多地恐怕是来自两广地区的俚人。

贞观时期（627-649），唐太宗极力在本岛推行郡县制度 ，然而这一政令在北部的落实情况似乎也不理想。 贞元五年（789）十月，岭南节度使李复奏“琼州本隶广府管内，乾封年（666-668），山洞草贼反叛，遂兹沦陷，至今一百余年。…今已收复旧城，且令降人权立城相” 11 。

唐初将琼州纳入版籍的强硬政策，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就被“山洞草贼”所颠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与本岛实际统治者冯冼家族间的利益博弈。

从唐初到德宗贞元的 170 年时间内，俚人在海南的北、南、东南三个地经略，各自自成一体，他们以“无版式”羁縻州的形式呈现在岛内的政治生态中。显然，这是这一族群最为活跃时期，也是其辉煌时期。随着“琼州”的收复，中央在本岛治理力度的加大、俚人中的强势人物不复出现，而万州、振州的冯冼家族也不见于史籍，俚人在海南的地位开始衰落。

结语

五代十国之后，中原动荡，中原大族迁居海南；两宋之交、宋元交替之际，以闽南人为主体的民间自发移民入住本岛。汉人的大量聚集并与俚人杂居，从而促进了俚人的汉化。

自宋代开始，国家不断推进教化工作，经过宋元时期的积淀、明代培育，人才辈出。有明一代，因科举而被国家选拔的举子层有 586 人，其中，有 60 位进士，还有 2 千多名贡生群体 ^[22] 。他们官宦北国，在不同的层面为国家效力。出现了丘�、海瑞、王弘诲等著名人物，海南因之由先前的文化输入地，开始对中华文化反哺。他们在致仕回乡之后，也极力地为改变家乡的落后习俗而做出努力，使得海南成为“海滨邹鲁”。毫无疑问，俚人中也不乏功名者。

明代国家在海南的治理政策力度不断加强。如此，俚人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开始汉化的历程。他们纳粮当差，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以达到光宗耀祖，施展自身抱负之目的。除了曾经命名的村庄、河流、行业专有名词等名称以及族属语言被顽强地保留之外，汉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其族属习俗被逐步涤荡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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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 . 中华书局,2000:68.

[22] 张朔人.明代海南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5-215.

【注释】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南人口发展与生态演变研究”（11XRK007）的阶段性成果。

按：2015年元月，以深入挖掘海南地方历史、振兴临高文化为使命的“临高文化研究会”，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复同意下正式成立。该研究会由临高籍“徽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显恩先生为会长，聚集一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包括广东省技术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参与。相关的学术成果如：陈江主编的《一个族群曾经拥有的千年辉煌―临高学研究初集》，海南出版社，2012年，以及由广东省文化厅主管的学术刊物《神州民族》（季刊）等。

② 参见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第276页.

③ 参见 （宋）范晔，（唐）李贤等.《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2836-2837.

④ 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1《列传》第6章《怀太子贤》，中华书局，1975:3590.

⑤ 参见（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宋）李�《太平御览》卷785《四夷部》 《南蛮》，中华书局，1960.

⑥ 参见（唐）魏征 . 《隋书》卷80 ，中华书局，1973:1803.

⑦ 参见（唐）魏征.《隋书》卷31《地理志》下，887-888.

⑧ 参加（唐）魏征.《隋书》 卷80《列传》第45《谯国夫人》， 中华书局，1973:180.

⑨ 参见（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26《坛庙 儋州 宁济庙》

⑩ 参见（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中华书局，1975:4112-4113.

⑪ 参见（后晋）刘�等：《旧唐书》卷41《地理》4， 中华书局，1975:1762-1763.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