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始末
全文来自以下资料：
《宋史》；
《续资治通鉴》；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宋仁宗即位时，赵家皇朝已经开国60多年了,虽然表面上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实际上危机四伏。其“冗兵”“冗官”“冗费”之弊愈来愈深,衰败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西夏李元昊称帝后,出兵侵掠北宋边地,宋军久不习战,屡遭败绩,康定元年三月,根据韩琦的建议，朝廷起用知越州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并派韩琦到陕西前线。五月,根据宰相吕夷简的提议,提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陕西都转运使韩琦一起负责陕西前线的战事。范仲淹和韩琦治军有方,素有谋略,经过数年浴血奋战,收复全部失地,迫使西夏李元昊放弃帝号,接受宋室策封。
庆历三年三月,宰相吕夷简因老病罢相,宋仁宗以晏殊为次相(平章事兼枢密使),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宋仁宗通过这几年与西夏的战争,逐步认识到朝廷的积弊是如此之深,也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他开始从广开言路做起,选拔主张改革的人做谏官。三月癸巳,以侍御史鱼周询为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王素为兵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太常丞,并知谏院。随后又以集贤校理余靖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四月,朝廷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任命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同时免去夏竦的枢密使职务,任命杜衍为枢密使。七月甲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请求改革朝政,以应对真宗以来内忧外困的局面。宋仁宗采纳韩琦的建议,八月丁未，范仲淹改任参知政事,富弼升任枢密副使。一时间，朝政出现革新的契机。
一、范仲淹的革新主张
九月丁卯,宋仁宗为宣示自己改革朝政的决心，特意开天章阁,召宰辅重臣一起拜谒宋太祖、宋太宗遗像,讨论紧急军务,商定由范仲淹负责对西夏的军务，由富弼负责对契丹的军务。然后赐两府辅臣笔札，令其详细条陈有关时政的建议。范仲淹、富弼等不愿仓促应对,数日后各自上书,提出彻底改革朝政的建议。《宋史.富弼传》说“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提出的革新主张主要有十项;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赵宋皇家善待文臣,不仅大幅度提高进士录取的人数,同时也采取高薪养廉的办法,提高各级官吏的俸禄。为了解决“冗官”“冗费”的问题,范仲淹首先要求朝廷辅臣以身作则，“非有大功大善”,不要随意奖赏升迁。所谓“两府”就是宰相府(中书省)和枢密府。其他官员,如不是特殊选拔,地方官要任满三年,京官则要任满五年。否则,不能进人升迁考核(“磨勘”),回到京师任职或迁转。范仲淹曾做过《百官图》,对正常情况下各级官员的提升和平级调动做了详细地安排，“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形成一个制度,避免宰辅大臣根据自已的需要随意任免官吏。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乾元,这里指皇帝的恩德。皇帝的生日是古代盛大的节日，宋仁宗的生日(4月14日)就定为乾元节,大赦天下和赏赐群臣是必不可少的。奖赏过滥,是宋室长期存在的问题。每年冬月大祭,大行皇帝的安葬与新皇的登基,皇室的各种册封大典,以及其他临时安排的庆典，都会有“恩泽”。所谓“恩泽”，一般下层官吏和军士主要是赏赐钱财,中高级官员除钱财外,还有加官进爵、准许荫子的特别恩赏。所以,作为节省开支的第一步,范仲淹要求先减少或免除对高级官员的赏赐。为了减少“冗官”,范仲淹建议改革门荫制度:一般官员取得门荫资格,要在任职两年后才能行使“荫子”的特权,推迟“荫子”的时间,相对会减少“荫子”做官的人数。另外,北宋朝廷馆阁任职官员是清要官,平日与皇帝、宰辅重臣接触比较多，易于升迁,“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避免任人唯亲。这条建议,直接触动权贵的利益。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唐代以科举取士，是古代政治制度中最具有现代意味的顶层设计。宋代放宽了进士录取名额的限制，考试科目也有一些调整,降低了难度,但在考核举子资格、防止举子请托方面则采取新措施。举子试卷采用糊名法,将试卷前面的籍贯家庭状况收起来，重新编号,誊抄后送考官和复考官判定等级，如果两人意见不同,再送另外一个复考官审核,取其等级相同或相近的作为最终等级。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范仲淹建议:所有举子都必须每年在学校中出勤达到三百天(以往百日即可),便于了解其平日的品行和学业,“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考试只有策、论和诗赋,废除帖经、墨义,精通经术的可以申请加试“大义”“十道”。试卷不再糊名，考官结合举子平日学问品行确定等级。同进士通身的举子不再直接授予官职。
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唐宋时期,皇帝大多不直接处理朝政,而是由宰相处理政务。就儒家的理想而言,天子垂拱而治，宰辅勤勉为国，充分体现贤才政治的优长。唐宋时期,宰相地位尊崇,各级官员的任免,基本上是由宰相决定的，至少名义上是宰相决定的，皇帝一般只注意宰辅及朝中大臣的任免,其他官员的任免交给宰相负责。特别是宋朝尊崇宰相，即使以皇帝下达的诏书,也要有宰相和参知政事的副署才能生效,这就避免了宦官或其他皇帝亲信假借皇帝名义干涉朝政。范仲淹这里强调官员任免程序的公正,各“路”负责财政的转运使和负责民政、诉讼的提点刑狱，以及重要州府长官直接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席会议决定。负责起草诏书的两制官员、负责全国财政的三司正副首长、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及开封府尹,也要由中书省和枢密院直接任免。所谓“两制”,即被称作“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被称作“外制”的中书舍人、知制诰。地方各知州、通判由“诸路监司”举荐,知县、令由知州、通判举荐,举荐有名额限制,举荐人必须包含被举荐者的直接上司,中书省和枢密院考察协商后任免。这样就杜绝了“磨勘”外的不公正的举荐,也避免了个别宰相的任人唯亲。优秀人才的举荐和以绩劳为依据的正常“磨勘”,是官吏升迁与考核的关键,范仲淹强调宰辅的集体负责和任免程序的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自周代封建以来,官员除俸禄外,还有保留“采邑”意味的“公田”,五代时期这项制度渐渐废弃。北宋立国以后,开始恢复各级官员的职田,也就是“公田”,官员升转或罢免后公田收回。公田的来源是官庄所有的土地及主人逃亡后的遗留的土地,招募流民来耕种，“所得课租均分”。朝廷虽然明文规定了各级地方衙门应该占有的耕地亩数,但其大多巧取豪夺，“占田多逾往制”,遇到自然灾害,对耕种的佃户也不减免，“致民无告”。于是,宋仁宗天圣年间下诏罢天下职田,朝廷另拨一些钱粮作为俸禄的补偿。但由于补偿不足,许多官员开始利用权利收取贿赂。所以,范仲淹的建议,乃是针对时事而言。庆历三年十二月,朝廷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制订了各级官员职田的数额，“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公田收益,朝廷虽有规定:“州县长吏给十之五,自余差给。”(《宋史.职官十二.职田》)但州县首要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利,往往多吃多占,造成分配的不均,致使其他官员另谋财路，甚至走向贪污受贿。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堕废者可兴矣。
奖励农耕,是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范仲淹建议的重点是开放言路，根据农民的需要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加各地的粮食产量,自然而然地减少漕运的压力,应该说针对“冗费”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宋代以募兵为主,军队分禁军、厢军和蕃兵三类。禁军是常备武装,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平日屯聚京师四周,负责对外征战和内部平叛。其淘汰下来的老弱士兵到厢军继续服役。厢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并担任官府的工程建设、衙门差役等，也有训练,其体格健壮训练有素的,补充到禁军，其老弱病残不能继续服役的,发放回家务农。蕃兵是居住边地的部落民兵,把游牧部落青壮年依照厢军的体制组织起来,用于边地的守卫。澶渊之盟以来,国家承平日久,武备松弛,禁军也缺乏训练,尤其是数十万军队屯居京师附近,增加了漕运的压力。朝廷于是将各地招募来的禁军就在当地驻扎,以减少运粮的费用。由于士兵缺乏训练,加上陕西、河北边地贫寒,来此戍边的禁军大多水土不服,导致战斗力下降，因而需要用人数的优势弥补战斗力的不足。范仲淹认为,唐代的府兵制继承了古代寓兵于农的传统,值得肯定与恢复。在北宋兵制中,被称作“乡兵”的“京畿”厢军可以先做试点，“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可以省去专门养兵的费用。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的成无废格上恩者矣。
范仲淹这里重点强调的是朝廷的诏书赦令下达之后,要重视派官员下去稽察,对拒不执行或阳奉阴违者,要绳之以法。与之相应的，范仲淹提出各路转运使增加“按察”的权力,对所属州县官员有监察之权。宋代大幅度消减了御史台的人数,只留下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负责巡按地方的监察御史也裁撤到6人,并且改为负责监察尚书省六部。如此,地方官员的监察只能依靠地方长官来进行,在同一系统官员的内部进行监察，就相当于取消了这种监察。特别是知州、知县这样的地方官,其他下属如何能对其进行监督?不定期地派监察御史或按察转运使进行巡视,是有一定作用的。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之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范仲淹又强调朝廷要有威信,还要注意不能朝令夕改,这也是针对宋仁宗时政令不一、反复无常的弊端提出批评。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北宋的赋税制度沿袭前朝,其扰民最重者应该是徭役。本来,唐代的徭役可以交钱由官府雇人代服杂役,称作“庸”。两税法中已含有代服徭役的费用。北宋时期因崇礼尚文,官署衙门多、官吏多,需要各种杂役、工匠也多,特别是与契丹西夏战事频发，粮草转运和其他战备物资的制作、保管及运输,前线城堡的修筑等,都需要大量农夫来服役。所以,北宋朝廷从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两税”中已经包含代人服役的费用，徭役比唐朝要重得多。为了减轻徭役,范仲淹提出改进的措施,主要是减少地方官署的数量,取消一些人口少的县,降格为镇。并让地方官衙和其他朝廷派驻衙门合署办公,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同时让厢军担任各个衙门的差役,让那些不该服役的农夫返回田野耕种,以此来缓解农民的困顿。
范仲淹提出的十条建议,得到宋仁宗的首肯,庆历三年九月开始实施。“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独请设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续资治通鉴》卷46)但新政一开始实施,就遭到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而宋仁宗,这位史称最仁慈的皇帝,也由支持新政逐渐变为反对新政，究其原因,诚如《三国演义》第35回中徐庶批评刘表时所说的那样:“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宋仁宗优柔寡断,善小节而不知大体，知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之贤而不能始终重用,知章得象、贾昌朝、夏竦、王拱臣等因循守旧而不能摆脱其影响,致使庆历新政最终陷于失败。
二、庆历新政的实施与挫折
一般认为庆历新政从庆历三年十一月开始,到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后,实施不到数月就无疾而终。这主要是依据范仲淹离开朝廷后,一些新政举措被朝廷废弃而做出的判断。事实上，赞同、支持庆历新政的人和疑虑观望、反对庆历新政的人并不是阵线分明的两个政治集团,许多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立场。有的人起初看皇帝与执政大臣的态度会支持新政,后来会看风转舵,反对新政;也有人起初并不支持新政，但后来发现新政某些举措利国利民,反而要继续施行。所以,只有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考察,才能对庆历新政从实施到失败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将以《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为线索，对庆历新政的实施过程做一个考述。
庆历三年
九月戊辰,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
九月丁卯日,宋仁宗开天章阁召集两府辅臣议政,拉开了庆历新政实施的序幕。第二天，司徒吕夷简知仁宗决心变革,他是识大体又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担心自己的政见与范仲淹等不同而受人攻击,遂以年老多病请求致仕而置身事外。随后,朝廷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宋仁宗召见王素等,面谕日:“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续资治通鉴》卷46)此时宋仁宗一心求治,对王素等期许甚高。当时,除王素为正七品的兵部员外郎外,余靖、欧阳修和蔡襄都是从七品,王素超迁为三品，其余三人超迁为五品，说明宋仁宗对范仲淹、富弼主持的新政的期望值非常高,并希望言官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有对余靖、欧阳修和蔡襄等当年跟随范仲淹受到委屈进行一点补偿的意味。
丙戌日,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实》。
我们知道,北宋朝廷崇文重礼，需要进行制度建设,许多政事的处理,要有法规或案例做依据,此事由富弼动议,要将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典故和诸司所行可用文字,类聚编成一书,供中书省和枢密院执政时参考。此书由富弼主持,王洙、余靖、 孙甫、欧阳修共同编修。王洙,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曾主持《崇文总目》和《国朝会要》的修撰。孙甫,多次受枢密使杜衍的提拔,被视为杜衍门人。余靖和欧阳修是范仲淹共进退的患难之交,他们和孙甫自然都是新政的支持者。晏殊、范仲淹等推荐王洙、孙甫参与编纂此书,也是用其优长,也有为庆历新政张目的意味。到明年九月，方告成功，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
丁亥日,范仲淹好友滕宗谅由知庆州降为权知凤翔府。
范仲淹回到朝廷,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就是好友滕宗谅的受贬。
滕宗谅,字子京,是范仲淹同榜进士,范仲淹数称其才,多次举荐。滕宗谅知泾州时，西夏进犯,葛怀敏军败于定州,临近州县惶恐不安。滕宗谅知道泾州少兵缺将,就征发数千农夫,让他们穿上军服作为疑兵,又招募不怕死的勇士出去侦察敌情,了解战场态势,通知附近州县尽早做好应敌措施。范仲淹得知泾州危急的消息，立即率军队前往救援。当时天阴色暗，又时逢定州战败,宋军士气低落,人心不安。滕宗谅于是杀牛摆酒犒劳泾州兵勇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并在佛寺做法事祭奠定州阵亡的将士,做好抚恤事宜，边地百姓这才安定下来。事后范仲淹又举荐滕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庆州。
范仲淹回朝任职后,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总管,驻防泾州,检点军费帐目,认为滕宗谅在泾州任上花费公钱十六万贯有问题，向朝廷举报滕宗谅枉费公用钱。同时还举报知渭州张亢亦有枉费公用钱。郑戬喜欢出风头,“凭气近侠”，“喜出不意,独假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宋史.郑戬传》),他未必是要反对范仲淹主持的新政,仅是个人性格所致,认为自己又发现了需要惩治的贪官。监察御史梁坚风闻此事,坚决主张弹劾滕宗谅，朝廷于是派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审查此案。燕度到邠州后,羁押涉案的滕宗谅、张亢及知情官吏,甚至牵连到名将狄青、种世衡。
谏官欧阳修、知渭州尹洙先后进言,不满意燕度株连过多。庆历四年正月,太常博士燕度回京复命,范仲淹又特地为滕宗谅辩解，范仲淹说:葛怀敏军惨败,泾州危急,士气低落,仓促之间,滕宗谅招募民兵,备足酒食薪柴安顿来救援的军队和守城百姓，“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范仲淹强调:“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人已。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却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续资治通鉴》卷46)由此来看,尽管滕宗谅和张亢有违规行为,但情有可原,朝廷下诏降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仍以天章阁待制、知虢州;代副部署张亢改为本路钤辖。谁知到了二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对宋仁宗说:“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惧边臣则效,宜施重责。”宋仁宗正信任范仲淹,不肯采纳其意见。王拱辰竟“即家居,求自贬“(《宋史.王拱辰传》),以辞官要挟宋仁宗。王拱辰十九岁以状元及第，任翰林学士多年，深得宋仁宗器重,两相权衡,宋仁宗只好贬滕宗谅知岳州。可惜,滕宗谅这位文武全才,在范仲淹等离开朝廷后,一直得不到重用,知岳州期满,迁转知苏州,郁郁而终。
十月丙午,以张显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甲寅,复置诸路转运判官,仍诏中书、枢密院同选用。
根据范仲淹“择长官”的主张，十月丙午日，富弼、范仲淹提议,经过宰辅商议，任命盐铁副使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范仲淹和富弼刚刚成为辅臣,非常谨慎,不会从自己的朋友圈中选拔封疆大吏,所选都是宋仁宗和其他宰辅能够接受的人。
张昷之,《宋史》有传,吏干精明,一直受王尧臣的赏识与提拔。王尧臣时任三司使,也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王素,名相王旦之子,《宋史》有传。宋仁宗特别信任王素，“时新置按察,类多以苛为明。素独不適细故,即有贪刻,必绳治穷竟,以故下更爱而畏之”。
沈邈,《宋史》有传。庆历初,为侍御史。曾上书朝廷,反对辅臣无功而加官进爵,反对勾结宦官弄权谋私的夏竦,因而受到晏殊、杜衍等赏识,升转为兵部员外郎。沈邈“疏爽有治才”,属于“能吏”而非“循吏”。“时选诸路转运加按察使,邈与张昷之、王素首被选。”(《宋史.沈邈传》)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旧制,转运使官衔带按察二字。庆历中,沈邈、薛绅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欲尽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檢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侦伺一路，而四人怙权,颇致搔扰，时谓之“山东四伥。”王达、杨纭、王鼎皆为转运按察,尤苛刻暴虐,时谓之“江东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诏戒敕,削去按察二字,后浇风渐革,而士大夫务崇宽厚,无复暴虐之名矣。
沈邈身兼“按察”之职,他就从自己手下选了四位心狠而又狡猾的“儉猾者”,作为下属州县的稽查人员,这些人才干有余，德行不足,甚至无事生非,骚扰地方。朝廷以前任命的转运按察使,如王达、杨纺、王鼎等,“尤苛刻暴虐”,地方州县纷纷告状。当然，其中也有因利益受损而不满者。宋仁宗本来就耳根子软，见反对者众多,就因噎废食,要取消各路使臣的案查职权。欧阳修当时在河北转运案查使任上,奏曰:
自差诸路按察,虽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风而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乞令两府召台官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怒,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其近降札子,乞赐抽还,不使四方见朝廷自沮按察之权,而为贪赃老缪之吏所快。
安排诸路转运使兼职按察,也是庆历新政的内容之一,符合范仲淹十项改革主张中的“推恩信”“重命令”,朝廷不要朝令夕改,还要派人下去了解朝廷诏令执行的效果。所以，欧阳修认为有了转运使的按察,让“老病昏昧之人，望风而惧”,效果基本上好的。至于个别转运按察使挟私报复,可以根据举报立案调查并加以惩处。现在遇到官僚集团的反对,就要朝廷收回成命,只能让那些“贪赃老缪之吏"感到高兴。事实上,反对新政的利益集团,拼命夸大“按察”的弊端,就是因为各地官场存在种种问题,一个常设的监察机构的存在，无疑会使违法乱纪的人恐惧。所以,转运使兼职按察、增强门荫的限制和强化“磨勘”制度，直接刺痛了守旧官僚集团的神经,他们这才是拼命地反对庆历新政。
这时的朝廷主要由章得象、贾昌明等主政,自然不会听从欧阳修的意见，很快就废止了诸路转运使兼职按察的制度,转运使只负责一路的赋税，而没有对属下的监察罢免之权。
(十月)王素建议均天下田赋, 郭谘、孙琳赴亳、寿、汝、蔡四州“括地"。
《宋史.食货上.二》记载:
时患州县赋役之烦,诏诸路上其数,俾工府大臣合议蠲减。又诏日:“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偉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议赏。”既而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沼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毫、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此事又见于《宋史.杨偕传》、《宋史.郭谘传》、徐度《却扫编》和司马光《涑水记闻.辑佚》等。欧阳修在滑州任通判时,孙琳以秘书丞签书判官事,二人闲谈,孙琳告诉欧阳修,自己早年跟随郭谘到肥乡县核定田亩数量,二人曾创立“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简当易行”。当时,杨偕任河北转运使,洛州肥乡县田赋不均,土地兼并严重,农业赋税失调，杨偕一筹莫展。郭谘时任大理寺丞,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杨偕即刻请郭谘代行自己的职权,并派秘书丞孙琳去协助郭谘到肥乡县,“谐等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郭谘和孙琳运用“千步方田法”丈量田亩,得出真实的数据,确认自己没有土地、租借他人土地耕种的有四百家,自己无地也没有租地的有百家,减免其赋税。通过征收占有土地者的赋税,征收到赋税八十万贯。官府将土地租借给无地的百姓耕种,流民开始返回定居,又为国家增加了税收。
庆历三年十月,王素尚在谏官任上,针对各州县普遍存在“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偉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之类的问题,建议均天下田赋。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以农业为根本,范仲淹建议厚农桑、减徭役,都是鼓励生产的措施。但国家要增加收人,还有一个税收的问题。北宋朝廷也是采用两税法,如前所述，两税法根据资产(商业税比较低,三十税一)尤其是土地亩数来征税,其中的关键就是定期(规定是每隔三年)审核一次资产状况,作为征税依据。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无田的不征。
如何准确丈量土地及核定每户人家的土地多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尤其是丘陵山区,更是难上加难。欧阳修当时就想到了创立“千步方田法”的郭谘和孙琳,向朝廷推荐郭谘和孙琳负责实施。负责全国财赋的三司使王尧臣是欧阳修的好友,表示赞同,选择当时问题最多的亳、寿、汝、蔡四州作为试点。于是,朝廷派郭谘和孙琳到蔡州，首先丈量审核上蔡县的土地。“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郭谘回来汇报说，各州县富豪都有隐瞒不报的耕田,他们千方百计逃避统一丈量,很难做到全部丈量。如果强行进行,恐怕会引起社会动荡,只好暂时停下来,再找合适的机会。
另据《宋史.王洙传》,王洙“尝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由此可知，为增加朝廷岁收，每隔几年,重新审核耕地亩数和农民土地资产，已经成为执政者的通识。
(十月)壬戌,诏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旧。
据《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庆历四年“二月丁巳,诏天章阁侍读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从范仲淹请也”,这次“磨勘式”修改,是曾公亮主持的。曾公亮,《宋史》有传,其“明练文法,更践久,习知朝廷台阁典宪”,一直受范仲淹与韩琦的器重。
范仲淹政治革新主张的第一条就是“ 明黜陟" ,要求“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我们知道,宋代官员的数量远大于唐代,官员的考核、升转以及处分罢免,都要有可供依循的规章制度。范仲淹批评朝廷以往的制度不够规范,各衙门间互相推诿。同时,也存在任人唯亲、升转无序的状况。范仲淹言: .
臣窃见京朝官、使臣、选人等进状,或理会劳绩,或诉雪过犯,或陈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罢者,则朝廷便有指挥。内有中书、枢密院未见根原文字及恐审官、三班院、流内铨别有例,难便与夺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为见批送文字,别无与夺,便不施行,号为送杀。以此官员、使臣三五度进状，不能结绝,转成住滞。乞特降圣旨,今后凡进状者,仰逐司主判子细看详,如内有合施行者,即与勘会,具条例情理定夺进呈，送中书、枢密院再行相度,别取进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谕本人始委,庶免官员、使臣、选人等重叠进状,紊烦圣听。
范仲淹认为:各官署上报的奏章,如每年劳绩考核、错案纠正、或任职差遣,只要事实清楚,有章可循,朝廷就容易定夺。如果中书、枢密两府没有见到原始记录,以及各官署流转、磨勘的条例,就无法判断,只好让主管衙门斟酌处理。主管衙门不见两府意见，就搁置一旁,下面即使三番五次报送,也没有回音。朝廷应该下旨给这些主管衙门,凡需要报送中书、枢密两府审批的,要先仔细审查过,能够通过的,“具条例情理定夺进呈”。不能通过的,也要如实告诉本人原由,以免他人反复上奏。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同意根据范仲淹的建议修改“磨勘式”。今《宋史.职官三》“考功郎中、员外郎”及《宋史.职官九》记载“磨勘"的内容非常详尽,应该是当日“法密于旧”的见证。
这项改革措施,实施刚刚一年,就天折了。庆历五年二月, 监察御史刘元瑜上奏云:
近年考课之法,自朝官至员外郎、郎中、少卿监,须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许磨勘,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士廉耻也。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
刘元瑜,《宋史》有传。刘元瑜揣测宰辅章得象、陈执中之意,攻击范仲淹等要求朝中重要官员的任用需要“清望官五人保任”,这就助长了“奔竞"之风,那些廉洁的官员可能因不喜欢奔走而得不到保举。此时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两府大臣俱已出朝,其结果显而易见，范仲淹提议的磨勘保任之法被废除。
然而,到了庆历八年,旧的官员考课方法弊端更加突出,朝廷商议对策,翰林学士张方平又将重提范仲淹的磨勘保任之法:
愿陛下稍革此制,其应磨勘叙迁,必有劳绩;或特敕择官保任者,即与转迁;如无劳绩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须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命之举官。如此,则是执政之臣举清望官,委清望官举亲民官。凡官有阙,惟随员数举之,庶见急才爱民之意。
张方平是个有个性的人,他任御史中丞时曾反对范仲淹推行新政中的某些措施,但也赞同过符合自己想法的某些主张。以人划线或以某次事件中的立场来评判是否支持庆历新政,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张方平接受范仲淹的观点,官吏的选拔“必有劳绩”,或者是朝廷“特敕择官保任”。范仲淹推行新政时,对于有资格保举人才的“清望官”没有特殊的规定,张方平则提出朝廷应根据两府大臣的提名,挑选“清望有才识之人,命之举官”，由“清望官举亲民官”,这样，既避免了官吏的因循敷衍,又避免了其钻营和谬举。
十一月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
据《续资治通鉴》卷46记载,自庆历三年十一月起，根据范仲淹的建议,朝廷屡次下诏,推行新政。所谓两府,指的是中书省和枢密院;所谓两省,指的是门下省和尚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长官在宋代虽然不再是宰相，但其地位尊崇,仍然对朝政有很大的影响力。所谓阁职,一般是指集贤院和秘阁中的中、初级官员。这些官员,一般要选用有声望的进士出身文人，他们因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会经常与朝廷宰辅接触，自唐代以来就属于清望官,大多数人日后会成为朝廷重臣。
所以,尽管阁职品阶不高,留心仕途的人趋之若鹜。朝廷诏书强调馆职的选用必须得到两府、两省重臣的保举,以表示慎重。同时,作为预防措施，也要求不管是现任、还是罢任的两府宰辅,以及品阶超过两省重臣的三公、三师等大臣,不能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子弟和亲戚担任馆职,甚至不能请求让自己的子弟和亲戚到秘阁去读书,充当秘阁的“临时工”。
丁亥,诏更荫补法:长子不限年,馀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荫。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
《宋史.职官十.荫补》记载了宋代高级官员享有的荫补待遇,宋代鉴于唐代门荫制度的弊端,降低了“荫子”出仕的品级,基本上是正九品或从九品。朝廷勋贵和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孙,以及族子、门人,都有享受荫补的机会。如果遇到皇帝、太后生辰等国家庆典，还会获得额外的机会。可见宋代虽在品阶上低于唐代，但在享有荫补的人数上,却远远超过唐代。庆历新政为了限制“冗官”的数量,采取比较隐性的做法，通过限制荫补子孙的年龄,间接减少“冗官”的数量。
到了庆历五年二月,知制诰余靖发现这条措施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当时朝廷规定:“荫补”亲属,必须在五服之内,其“长子 、长孙皆不拘年甲;诸 子、诸孙须年十五已 上,弟侄等并须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荐”。余靖认为，朝廷本意是向大臣施恩惠，使他们能够惠及子孙，光大门楣。但对一些官员来说，“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职司,其亲子孙则限以年幼不得陈乞,乃旁磨疏远房从年长之人,是舍亲用疏,遗近取远,殆非国家善善及子孙之意”，有些官员到晚年才得到荫补子孙的资格,而由于种种原因,其子孙却因年纪小,不能享有这个机会,只好将机会给予自己血缘较远旁支后代。余靖补充说,自己的弟弟年龄早已超过20岁,完全符合朝廷的规定,自己上书提建议，并没有私心，“但缘年老臣僚不得麼其亲子孙，旁奏疏属,于理不便”(《续资治通鉴》卷46)。因此,余靖请求朝廷重申规定,取消官员荫补子孙有关年龄的限制。朝廷采纳了余靖的建议。
其他还有一些改革措施,仅涉及枝节问题,无须再做辨析。如:
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后,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
壬辰，诏限职田。
诏详定国朝勋臣名次,本家见无人食禄者,录其下子孙一人。
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遇到了一个好兆头:“司天监言五星皆在东方，主中国大安。”果然是天随人愿,遇到了五星连珠的吉祥日子。
庆历四年
春正月丙戌,诏:“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荐恩泽及所授命,为亲属乞赐科名及转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亲属尝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泽牵复;若因累而为别更名奏荫者,重坐之。”
这是根据范仲淹改革建议第二条“抑侥幸"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诏书上明言禁止的各项内容,应该就是庆历新政实施前的弊端。朝廷遇到新皇登基、乾元节等重大节日,除了丰厚的物质奖赏群臣外,还会有给权贵大臣一些特殊的“恩赏”。针对这些超出常规的“恩赏”,范仲淹等发出明令禁止的警告。
第一，禁止高级官员在朝廷有重大“恩泽”时、或被提拔到可以获得特别“恩泽”的官位时,向朝廷请求给自己的子弟亲属“乞赐科名”,给予“进士出身”。我们知道,自唐代以后,文人特别重视科举。宋代清望官也必须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对通过门荫进人仕途的权贵子弟采取赐“进士出身”的方法，犹如今日给没有参加国民教育系列的人滥发硕士、博士学位证书,造成对真正进士出身官员的不公平竞争。
第二，禁止高级官员在自己的子弟亲属遇到担任“通判"以上职务时，请求朝廷给予“恩泽”照顾。“通判"是州府长官的助手,掌管粮运、职田、水利和诉讼等,同时还有监督长官的责任,是非常有实权的差事。直隶州的通判为从五品或正六品，散州的通判为从七品或正八品。我们知道,古代官员的官衔,有检校官和职事官之分，许多官职的称谓是爵位、勋位和检校官衔。宋朝取消了唐人“检校”等字样,其实际职务就是所谓的“差遣”,也就是史家所说的“使职”。所谓“转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即不论是平级调动还是升迁,但凡达到实际职务超过“通判”的级别,就不允许享受“恩泽”,给以特别照顾。
第三,禁止高级官员在朝廷有重大“恩泽”时、或被提拔到可以获得特别“恩泽”的官位时,向朝廷提出请求，让自己犯有过错或任职期满考核比较差的子弟亲属官复原职。如果得到这种“恩泽”特权，显然破坏了朝廷赏罚制度。
第四,禁止高级官员在获得“荫子”“恩泽”时、让没有门荫资格的子孙或亲属改换一个名字,重新通过门荫入仕。这种违轨行为,要加倍给予处罚。王公贵戚和朝廷高官普遍享有“荫子”的特权,可以让自己的子孙以及侄子、侄孙直接进入仕途。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享有门荫特权的权贵子弟,由于犯有过错被取消门荫资格;或者是权贵高官的亲属，受自己原来家庭的牵连,通过改名,躲过朝廷的审查。
范仲淹的改革,大多触动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一条尤为明显,针对朝廷高级官僚的特权。这样的提议能够在两府执政大臣得到认可并由朝廷发布诏令推行,说明当时的七位宰辅都认识到这种特权会加重北宋“冗官”的痼疾。这条改革措施,对许多权贵高官的切身利益有所限制,这些人虽一时不便公开站出来反对,只要稍有机会，他们就会群起反对，致使庆历新政难以推行下去。
三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
范仲淹对于北宋贡举、学校的现状非常不满意,曾多次提出批评。庆历四年三月,诏近臣合议，于是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日:“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学者自皆修饬矣。”(《续资治通鉴》卷46)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皆是进士出身的诗文高手,其对庆历新政的态度差别很大,但并不一定会反对庆历新政所有的改革,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切身利益来考量,决定自己的态度。对于国家的贡举、学校制度,这些人的感受与范仲淹是基本相同的,其奏章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举子只有在学校里接受教育,有司才能了解其品行学问如何。如果学生只有科举考试的要求,只能考察到举子对于经典是否熟悉、诗文是否合乎格式这样浅层次要求,只有通过学校教育的长期考察,才能得知举子品行学问的实际状况。
朝廷当时接受宋祁等人的建议,“下诏令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谴,以名闻。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亲老无兼侍,取保任,听学于家。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优者为上等”。
比较新政与以往的差异,主要是两点。其一,强调士子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每年必须超过300天;以往只有100天。如果家中父母无人侍奉,有人担保,可以不人学校。其二，考试内容的改变,范仲淹等特别注重策论,至于“贴经墨义”，重点是考察记忆背诵,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才学之士眼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就范仲淹改革的本意来说，他强调的是“对策",要能够切实回答并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为了贯彻新的改革方案,丁亥日,朝廷下诏权停贡举,留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调整。然而,随着范仲淹和富弼相继离开朝廷,范仲淹关于科考改革的措施也遭到巨大的阻力。庆历五年三月,宰辅大臣认为范仲淹等制定的科举考试规定不切合实用,请求恢复旧制:“范仲淹既去,执政以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为不便,且言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宋仁宗拿不定主意,诏群臣讨论,包拯时为监察御史，上书称赞范仲淹当初的改革，“自敕下之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为学,诏书所谓‘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 ,实海人育材之本也。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则务学者日以怠惰,一旦俾临民莅政，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包拯认为“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依旧施行”。宰辅章得象、贾昌明、陈执中等当然听不进包拯的意见，“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日:“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续资治通鉴》卷47)
到了庆历六年二月,张方平知贡举,他的看法应该在当时士大夫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张方平云:
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岂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邪?其增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宋史.选举一》)
张方平首先肯定进士科以“辞艺"取士的合理性,然后指出科举考场的弊端. 一是“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二是“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干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张方平以前曾是赞同范仲淹改革科举的,此时他赞同恢复旧制,反对以策论取士,其中既有当时舆论的压力,更多的是作为实际操作者,张方平也考虑到新政的相关措施在操作层面的不便，如同我们今日的高考制度,所有人都知道具有很大的弊端,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但因仍找不出更合适的方法,只好仍如其旧。张方平代表了当时反对者的意见,认为科举考试中诗赋在声律格式方面的错误容易判断,策论的正确与否没有明确的评卷标准,无法评判。特别是策论作者往往借题发挥,“漫陈他事”，“重亏雅俗”,偏离统治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张方平对当时文风的批评。《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张方平所批评的就是嘉祐年间欧阳修打击的“太学体”。千帆师《两宋文学史》第二章第一节《欧阳修和.第二次古文运动》对“太学体”有详细的论述,概括地说:石介任国子监直讲时,威望很高,他也主张古文,反对浮华。太学生追随石介,刻意求深,渐次走上险怪奇涩一路。以往的文学史,多以为欧阳修在嘉祐二年知贡举是北宋古文运动成功的关键。实际上,自张方平知贡举,就开始针对“太学体”进行整饬。否则,仅靠欧阳修一人之力,是不可能如此快扭转整个文风的。张方平云:
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浸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累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石介是欧阳修的好友,也是庆历新政的鼓吹者。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范仲淹及其新政措施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据《宋史.张方平传》说，张方平“慷慨有气节”,且一直与富弼相善,其往日的言行,也多与富弼相类,可以说张方平并不是守旧的官僚。张方平批评太学生在石介影响下“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而且对坚决罢黜此类举子,坚决廓清“太学体”的影响,这说明张方平的做法都和欧阳修打击“太学体”的做法相同。
范仲淹希望革除宋代科举弊端，他借鉴、采用的是唐代的法度,孰不知正是唐代科举后来有种种弊端,才不得已演变到宋代当时的样子。所以,庆历新政中有关科举制度改革的措施,没有能够实施就被废止,并不是由于守旧官僚与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是时代的局限所致,暂时还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取代当时的科举规定。
四月戊戌,宋仁宗以朋党之说告诫范仲淹。
庆历三年九月以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新政,谏官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与范仲淹交谊深厚,夏竦及其死党因此造谣,诬陷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以驳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故为人君者,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针对夏竦党徒的诬陷,提出朋党自古有之,人君应该分清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但这篇文章锋芒毕露,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大局是保证新政的实施,不一定要激化矛盾。当初，范仲淹被贬,余靖、欧阳修与范仲淹并非有深交，挺身而出，没有“朋党"之嫌。现在范仲淹为辅弼之臣,再高调地宣称自己与范仲淹等“君子之朋”,未必合适。“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摘语其情状”，通过宦官蓝元震来告御状。内侍蓝元震上疏云:“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如前所述,范仲淹在提名官员任免时,尽量选拔皇帝和其他宰辅能够接受的人选,并注意选用其他宰辅推荐的人选,避免有“小圈子”的嫌疑。所以说,宋仁宗听了蓝元震的小报告，并不相信。他向范仲淹求证:“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其中自然有警示的意味。范仲淹对日:“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续资治通鉴》卷46)范仲淹的辩解，与欧阳修的观点一样,其立论的根据是“人以群分”的常识,并没有完全消除宋仁宗的疑虑。
五月壬戌,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陈攻守之策。
韩琦和范仲淹在陕西前线多年,熟知军务。当时,契丹和西夏之间发生了战争。起因是契丹边境的党项族部落见西夏开始立国，就叛离契丹，投奔西夏。契丹发兵,西夏派遣军队援助党项部落，,契丹失利。如何应对局势变化,宋仁宗主要依靠韩琦、范仲淹的意见。另外,由于韩琦与范仲淹在处理陕西水洛城的意见分歧太大，也需要详加讨论。
据史籍记载,庆历三年十月,水洛城一带蕃民十多个部落愿意归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令静边寨主刘沪招集蕃民修筑水洛城,可以招募蕃兵数万,与秦州、渭州互相接应。郑戬特地请求朝廷不要让韩琦干预此事。韩琦久在西北，与知渭州尹洙、知秦州文彦博一直反对到处分兵驻守,并对蕃兵过于强盛心存猜忌，因而反对修筑水洛城,聚集蕃兵。但范仲淹一直信任刘沪 ,朝廷于是同意修筑水洛城。庆历四年二月,韩琦、欧阳修主张陕西四路不设统帅,各路仍直属朝廷调度。郑戬恢复旧职,知永兴军。郑戬不顾韩琦的反对，派刘沪、董土廉到水洛城督促修筑,并派泾原都监许迁带领军队策应,防止西夏侵犯。水洛城一带归尹洙管辖。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招回许迁,发公文令刘沪、董士廉停止修筑城池,并命令刘沪返回泾原。蕃民部落为自身安全考虑,强求刘沪留下，自己出钱筑城。刘沪因担心蕃民部落离散,且不耗费朝廷钱粮,就违背尹洙将令,加速筑城。尹洙见刘沪不听号令,派张忠来接替刘沪。刘沪拒绝交出兵权。尹洙于是震怒,派狄青领兵前来用军法处置刘沪、董士廉。狄青将刘沪、董士廉羁押在德顺军牢房,等待朝廷派人处理。
范仲淹认为刘沪、董士廉先奉郑戬将令来筑城,即使后来郑戬不再统领尹洙、狄青,刘沪、董土廉所做是以前统帅交代没有完工的事情,就不是故意违背尹洙的将令。再说刘沪颇有战功,朝廷应该爱惜人才。董士廉是朝廷官员,不是尹洙所辖军中官吏,尹洙不该用军法来处置。朝廷于是派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前往弄清事实,再行处理。欧阳修、余靖和范仲淹意见一致。余靖甚至说:“如所筑新城实利,即应留沪等专守此城,招抚蕃部，仍以此意诫敕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仓卒。”并建议将尹洙调到其他地方，免得将帅不和误事。韩琦则提出十三条意见,支持尹洙、狄青。由于范仲淹和韩琦意见相左，朝廷只好让鱼周询据实情禀报,再做处理。
鱼周询见水洛城已大体完成,就和郑戬一起再陈说筑城有利。朝廷最后听从范仲淹的意见，让刘沪筑城后留下镇守,同时对他数次违背将令给予降职处分。并根据欧阳修提议让知庆州孙沔与知渭州尹洙对调。孙沔不愿卷人矛盾，称病不肯对调。朝廷只好让尹洙改知庆州,渭州让狄青代管。六月,委派天章阁待制王素知渭州。
本来,范仲淹考虑的是眼下的攻防形势，招募蕃民部落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免得将人力、物力资助西夏。韩琦、尹洙考虑的是汇集蕃部的隐患。尽管双方意见不一致,但彼此都是为国家谋划,没有私心，也不会心存芥蒂。然而,这个事件却使韩琦和尹洙先后受到打击。
己丑,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并为镇,又析王屋县隶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议也。
范仲淹在其改革建议中曾提出“减徭役”,具体措施就有“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的做法,裁撤一些户籍人口比较少的县,减低其行政级别,自然就削减了官员的数量,同时也减轻了行政支出。另外,转运使官署与其所在州的州衙合署办公,也减少了基建投人和运营成本。《续资治通鉴》说“始用范仲淹议也”，也就是在庆历四年五月,把河南府的五个县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的行政级别降为“镇",并把以前从河南府划归孟州的王屋县重新归属河南府。
据《宋史.地理志一》,河南府下辖十六县。颍阳，“庆历三年，废为镇,四年，复。熙宁二年,省人登封,元祐二年,复置”。寿安“庆历三年，废为镇，四年，复”。偃师,“庆历三年废,四年复,熙宁五年,省入侯氏,八年,复置,省侯氏县为镇隶焉”。河清,“开宝元年，移治白波镇。熙宁八年闰四月，置铁监”。孟州，下辖六县。其中王屋，“熙宁五年,自河南来隶”。
《宋史.地理志一》的记载与(续资治通鉴》有异,但大致情形可以据情理推演。废县改镇多发生在庆历三年,也就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刚刚推行之时。是否有这种可能,范仲淹最初提出“省县邑户少者为镇"时，选择河南府做试点,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直到庆历四年五月才开始实施。而后,其县镇之间的变更已经不具备改革的意味,仅仅是根据政治、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整。
所以说,这项改革措施,仅仅在河南府实验了一下,不久就被废止,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庆历四年十一月，“壬午，合祭天地于圆丘,大赦。复西京、河阳府所废县”(《续资治通鉴》卷47)。尽管如此,《续资治通鉴》的记载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证实庆历新政中实行过这样的措施。
六月壬子,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
范仲淹因避谣言请求外放,是庆历新政的关键节点。《续资治通鉴》卷46记述范仲淹请求外放的原委非常清楚:
始,仲淹放逐数年,陕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召还执政，中外想望其功业,促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已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历史上任何改革的目的都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消除潜在的社会危机。改革的措施必然触动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将利益集团侵占的利益收归国家或分配给底层的百姓。庆历新政由主管赋税的转运使兼管“按察”,巡视地方,这自然引起许多地方官员的不安和反对。庆历新政限制门荫任子的年龄并纠察其中的弊端,这对中高级官员的变相世袭是一种限制。庆历新政制定了更加详细的磨勘升转规定,这让希图走捷径升迁的官员感到了绝望。范仲淹、富弼主持的庆历新政内容很多,但这几项与官僚阶层利益息息相关，《孟子.离娄上》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沉疴不宜用猛药,改革如何取得大多数官员的支持,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事实上,反对派的谣言攻击,虽然使宋仁宗产生了疑虑,但他不会怀疑范仲淹的忠诚和能力,有宰相晏殊、枢密使杜衍和谏官群体的支持,“仲淹、强守所议弗变”,坚持推行新政。反对派于是采取了更阴险的招数。施放冷箭的主角就是有才智但心术险诈的夏竦。《续资治通鉴》卷46记载: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日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石介与富弼相善,曾有书奏上报富弼,其中有勉励富弼以伊尹、周公为典范,辅佐明君成就功业的文字。夏竦让擅长模仿富弼书法的女仆将“伊、周”改成“伊、霍”,并伪造富弼作废除宋仁宗的诏书,散布谣言传到宋仁宗耳中。宋仁宗自然不相信谣言,但范仲淹和富弼却明白政敌的奸诈和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于是二人请求外放到西北守边。
恰好此时“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岱尔族，路出河东境外”,富弼就提议让范仲淹到河东去巡视,范仲淹为顺利出巡,预判契丹会背盟侵犯，要起兵前往,杜衍不同意范仲淹的判断,范仲淹竟然“诋衍,语甚切。仲淹尝以父行事衍”,杜衍看透了范仲淹的心思,不与他计较。韩琦也赞同杜衍的判断，“辽必不来,兵不可妄出”,并说:“若尔,则琦当请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范仲淹又将怒火烧向韩琦。宰辅们重新商议,还是否定了范仲淹的意见,但满足了范仲淹的愿望:“壬子,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
范仲淹离开京师，并不意味着庆历新政已经结束,在晏殊、杜衍、富弼和韩琦的主持下,新政仍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如《续资治通鉴》卷46记载:
(七月)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军、知县、县令有治状者,以名闻,议旌擢之。或不如所举,令御史台劾奏,并坐上书不实之罪。”从范仲淹奏也。
范仲淹改革建议中有“推恩信”“重命令”的论述,要求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督查与奖惩。朝廷根据范仲淹的建议,逐步推行新政,范仲淹虽然离开朝廷，朝中宰辅的地位没有变更，而这项措施没有任何“负面”色彩,转运使、提点刑狱本来就负有督查属下的职能,这里不过是强调必须属实上奏,否则，“并坐上书不实之罪”,一般要受到降职的处分。
《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
八月,辛卯，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
和唐朝相比，宋代的官制总是让人诟病。仅就宰相而言,唐代宰相统领一切政务,但大多宰相品阶较低,进退比较容易。宋代宰辅位高而没有具体政务,成为“检用条例"的审查机构。这是赵宋皇家有鉴于唐代相权过重,有意安排的。宰相地位尊崇,如果再主管军务或赋税,那就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宋代的权臣必须有皇帝做依靠才能权倾朝野,几乎不可能出现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范仲淹建议宰辅每人主管尚书省六部中的一部,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再有宰辅集体审议。宰相“章得象等皆以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当时宰辅中大多是支持范仲淹的，但对范仲淹的这条建议却大多表示反对,明显地看出范仲淹的建议有些不切实际,只有反对新政的贾昌朝却同意“领天下农田”,而范仲淹也不是自己要求的主管“兵赋”,而是“领刑法”,这说明范仲淹做为崇尚儒学的政治家，难免有些不切实际的复古观念。
紧接着的任命更耐人寻味:
以余靖知制诰,仍知谏院;以知谏院蔡襄直史馆,同修起居注。
戊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我们知道:庆历新政的实施,得力于谏官群体的鼎力支持,谏官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都是宰辅晏殊、杜衍、范仲淹和韩琦等提拔培植的,现在朝廷下诏不许任用现任宰辅推荐的人选,既有宋仁宗、章得象、贾昌朝开始对庆历新政产生怀疑有关,也有宋仁宗运用帝王权术不愿意范仲淹“朋党"势力过大的考虑。宋仁宗对“身负天下之望”的范仲淹，一面给予信任与优待，希望新政能够减轻并清除北宋长期以来“冗兵”“冗官”之弊;一面又优柔寡断，担心某一个士大夫集团的势力过大,难以控制。所以,尽管宋仁宗并不相信针对范仲淹等人的谣言,但宋仁宗和首相章得象还是借此来防止范仲淹和富弼逐渐地控制朝政。
八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知制诰欧阳修为河北转运使;九月,晏殊罢相，出知颍州。谏官蔡襄出知福州,孙甫出使契丹。
范仲淹当年主持应天府学时,富弼在府学中读书,深受范仲淹赏识,范仲淹还将富弼推荐给晏殊做女婿。所以，富弼一直视范仲淹为最尊敬的长辈,支持新政不遗余力。范仲淹避谗出巡后,富弼成为政敌攻击的主角,也感到压力沉重。于是,富弼就师从范仲淹故伎,借口防范契丹人侵，于八月甲午,以枢密副使出为河北宣抚使。
富弼刚离开京城,河北保州发生了兵变。当时河北路处于与契丹相邻的地区,设有缘边都巡检司，下属云翼军、广信军和安肃军约万人,知州为军使,实际指挥权在宦官担任的副使手上。云翼军驻扎保州,距边境最近,无论是否出巡,都享受丰厚的待遇，且士卒骄橫，常常借助宦官的权势，与地方官发生冲突。保州通判石待举向河北转运使张昷之建议,现在边境无战事,可以免除云翼军单独享受的特别钱粮补贴,减轻“冗费”。并请求废除内侍(宦官)担任副使，选派武将担任。云翼军因此发生叛乱，“杀知州、通判、都监,以监押韦贵为主,闭城拒命”"(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1)。张昷之赶到保州，召集临近各州发兵平乱，特别派人通知缘边都巡检人内押班杨怀敏:“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杨怀敏到了,不敢上前,还留下一队兵马保护自己。张昷之见他贪生怕死，影响士气,怒斥说:“诸将方集，独敢以兵随,将欲反邪!"(《宋史.张显之传》)喝退卫兵。
朝廷得知兵变消息，“诏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边都巡检入内押班杨怀敏、知定州皇城使贺州刺史王果等讨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1)。杨怀敏对张昷之怀恨在心，竞密奏朝廷,指责张昷之激起兵变,并说叛兵传言“‘得张昷之首,我当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降”(司马光《涑水记闻》卷4)。宋仁宗听信谗言，竟派宦官带着尚方宝剑去保州杀张昷之,同时任命欧阳修为河北转运按察使。当时富弼以枢密副使为河北宣抚使,朝廷特命富弼前往保州统一指挥平叛。富弼在途中恰好遇到去保州处置张昷之的宦官,富弼即刻令其返京，上奏云:“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续资治通鉴》卷47)宋仁宗这才醒悟，但他依旧偏袒杨怀敏,说他亲自带兵去保州平乱有功,免除惩罚。九月,富弼到保州平定了叛乱,张昷之回到京城,改任户部副使。由于宦官杨怀敏的诬告，张昷之贬为知虢州,张沔贬知汝州。
欧阳修的外放,就个人而言是升迁,但因此引起的晏殊的罢相,则是庆历新政实施的一大挫折。欧阳修时为知制诰,很受宋仁宗信任。谏官孙甫、蔡襄向朝廷进言,希望朝廷能够将欧阳修留在皇帝身边，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没有想到的竟然是晏殊坚决主张欧阳修外放。宋人笔记如《邵氏闻见后录》《隐居诗话》《潘子真诗话》《能改斋漫录》等记载了晏殊和欧阳修师生二人的失和。孙甫、蔡襄也误以为晏殊气度狭窄，借机教训欧阳修。
魏泰《东轩笔录.佚文》记载:
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日:“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日:“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
魏泰说晏殊和欧阳修之间原本没有什么芥蒂,但自从有“即席赋雪诗”事件以后,两人之间有些不愉快。其所谓“即席赋雪诗”,《东轩笔录》卷11也有记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庆历二年,晏殊推荐欧阳修担任谏官,陕西前线有范仲淹、韩琦指挥,已经胜利在望。晏殊本来就是流连诗酒的文士,又有知人善用的本领,其日常生活就是置酒高会,庶务交给能干的人处理,自己一副富贵闲人的样子,后人因而对其评价不高。孰不知晏殊深得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精髓,选贤任能，举重若轻,是协理阴阳的高明之人。所以,天寒大雪,晏殊以私宴招门生，欧阳修却以边塞士兵苦寒讽刺晏殊的不恤士卒。晏殊对欧阳修这种“作闹”也是无奈,只好用唐代贤相裴度、韩愈之事来解嘲,并表示自己的不满。以晏殊的个性，即使对欧阳修有些不满，在关键时刻,只会帮助欧阳修这样的弟子,不会站在敌对一方。晏殊坚决让欧阳修外放,应该不是为难欧阳修而发泄不满,很有可能是晏殊已经洞察到范仲淹、富弼相继出巡边地以避“谤言”，欧阳修在朝中言辞最为激烈,得罪权贵最为严重,晏殊担心欧阳修遭到政敌陷害，提前让他离开京师以避祸。欧阳修在晏殊罢相出知颍州后，寄书信给晏殊表示感谢,应该是已经领会到晏殊的用意。书云:
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辙累人。故于退藏,举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
其辞气之恳切,溢于言表。欧阳修明确表示对晏殊知遇奖拔的感谢,同时解释自己与老师的疏远是担心自己嫉恶如仇,牵累师友。但这是欧阳修遭受挫折后的醒悟,在仕途一帆风顺时,欧阳修早年在洛阳钱惟演幕府养成的“轻佻"的习气使他口无遮拦地调侃自己的恩师。
范仲淹、富弼虽借巡边离开京师，参与庆历新政的士大夫在朝中还有很大的力量,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谁知谏官孙甫、蔡襄不识大体,竟上奏弹劾晏殊，说“庄懿诞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被诏詰庄懿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续资治通鉴》卷47)。宋仁宗时,李宸妃去世(追封庄懿太后),晏殊受命撰写墓志，竟然不提李宸妃是宋仁宗生母这件事。这是对庄懿太后的不敬。又,晏殊自己家修缮府第,为节省工钱,让士兵来充劳役。宋仁宗与宰辅章得象、贾昌朝等正对晏殊无保留地支持范仲淹、富弼有所不满,九月,就借此理由将晏殊罢去宰相,出京镇守颍州。
就当时制度而言,晏殊并无过错。李宸妃去世时,刘太后(后追封庄献太后)垂帘听政,群臣没有任何人敢告诉仁宗究竟谁是其生母的真相。至于用士兵来修府第,是朝廷给予宰辅的优待,所用士兵的统领,恰好又是晏殊的外甥杨文仲，杨文仲也有权利安排士兵承担这些杂役。
欧阳修、晏殊相继离开朝廷,毫无疑问是庆历新政的重大挫折。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欧阳修、孙甫、蔡襄等又相继受到排挤。晏殊罢相后,杜衍由枢密使改任次相,贾昌朝由参知政事升任枢密使,同时,宋仁宗召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陈执中,《宋史》有传。宋真宗时,陈执中官职低微,但他率先请立升王赵祯为皇太子,宋仁宗赵祯即位后,非常感激这位识时务的陈执中,尽管陈执中粗鄙无才识，但天恩浩荡，陈执中官运亨通。如今宰辅有了空缺,宋仁宗很快想到这位“忠臣”,“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愎不学，不可任以政"，宋仁宗听不进去,直接派宦官去召陈执中回朝。得罪了皇帝和宰辅,蔡襄、孙甫不得不请求离开朝廷，“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已西,授右正言、知福州”(《续资治通鉴》卷47)。孙甫虽也请求外放,因受命出使契丹,未获应允。
欧阳修一到河北上任，就发现了贾昌朝和陈执中的阴谋。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辖区内的大名府是四京之一,知府程文简的品阶与按察使相同，“欧公性急自大,而文简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愤争,因从而罪之”。两人一见面，程文简问起欧阳修为何外放，欧阳修回答说:“吾侪要会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绅、韩愈,令不台参故例耳。吾二人岂可堕其计中耶?”欧阳修以唐朝故事为例,点明贾昌朝和陈执中是希望自己和程文简发生争执,然后一并处分二人。欧阳修与程文简深明事理,二人不仅不因公事意气相争,反而“益交欢相好”。欧阳修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贾昌朝和陈执中找不到欧阳修的过错,就另找机会陷害欧阳修。
三、庆历新政的失败结局
两府大臣晏殊、范仲淹、富弼和谏官欧阳修等离开朝廷，庆历新政已很难继续下去,所幸杜衍为次相,首相章得象不通庶务,杜衍在朝中仍起着关键作用。他尽力推行新政的某些措施,如《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即使是宋仁宗提拔任命官员的诏书，杜衍也照样扣留,退了回去。依照宋代的制度,即使是皇帝的诏命,没有宰相的副署就不能生效。宋仁宗忍不住向谏官诉苦:“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所以，杜衍对庆历新政的坚持,成为范仲淹集团最后的依靠，而杜衍,也就自然成了保守官僚主要的攻击对象。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鬻故纸”案发,支持范仲淹的馆阁群彦尽数被贬,随后杜衍罢相,庆历新政亦随之结束,反对庆历新政的官僚集团开始对范仲淹集团成员和支持者进行政治清剿。
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鬻故纸”案发,馆阁群彦被“一网打尽”。
《宋史》《续资治通鉴》《东轩笔录》《湘山野录》《家世旧闻》《朱子语类》等对此事均有记述。
《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最为简明,其事件原委如下: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软乃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舜钦年少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除名,洙等同时斥逐。拱辰等喜日:“吾一举网尽之矣!”
其结果是支持庆历新政的馆阁群彦尽数被贬,馆阁为之一空:
甲子,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江休复监蔡州税,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署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
当时一同被贬的还有梅尧臣。据魏泰《东轩笔录》卷4的记载,梅尧臣也参与了进奏院的这次酒会,因其不是馆阁成员,《续资治通鉴》卷47就没有记载。《东轩笔录》说案发后,“梅尧臣亦被逐者也”。梅尧臣当时监湖州税期满回京待选，他本来应该得到升转,结果也受进奏院“鬻故纸”案的影响,改任签书忠武军，然后一直在低级地方官上转来转去。梅尧臣对苏舜钦、王益柔等遭受政敌打击非常愤慨,曾写下《杂兴》《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邺中行》《送苏子美》等诗,真实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抒发了作者的不平之气。
据魏泰《东轩笔录》(卷4)记载:苏舜钦当时负责进奏院,进奏院主管“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凡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凡奏牍违戾法式者，贴说以进"(《宋史.职官一门下省》)。进奏院是朝廷中“故纸"较多的官署,每年春秋两季祭祀的时候，就用卖废纸的钱举办酒会,合署上下欢宴终日。苏舜钦想借此机会与馆阁同道聚会,自己“以十金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之余,“更召两军女伎”。王益柔是隋唐间诗人王绩之后,雅善诗文,这样的人物,笃定是要来抢主角的。酒会到了高潮,王益柔乘兴作《傲歌》，吟出惊世骇俗的“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早有人将诗句传抄出去。酒会举行前，李定得到消息,希望参加与会结识馆阁群彦，苏舜钦瞧不起其人品,拒接邀请他来。李定怀恨在心,一直找人窥探就会上的动静，李定得知报告，很快通过刘元瑜，王拱臣进奏宋仁宗,御史刘元瑜、鱼周询弹劾王益柔、苏舜钦等,宋仁宗竟立即派宦官带领侍卫捉拿王益柔、苏舜钦等，羁押在开封府准备从严处置。当时，宰相杜衍不便表态，枢密副使韩琦仗义直言:“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韩琦痛斥这些宰辅放着国家大事不管不问,借着处置王益柔竟要打击在前线守边的范仲淹，“帝悟,稍宽之”,宋仁宗这才觉得有些过分。
又据文莹《湘山野录》卷下记载:案发之时,距离朝廷南郊大礼的日期不远,依惯例会降诏大赦,减免罪囚和戴罪官员的过错。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臣、张方平、宋祁等赶在南郊大礼前处分苏舜钦等,不使其得到赦免的机会。当时朝野舆论都认为对苏舜钦等的处分不公,因而朝廷郊祀赦文中特地增加一段:“应监主自盗情稍轻者，许刑部理雪。”给苏舜钦等一个申诉的机会。王拱臣等自然又大加反对,放言说这是徇私包庇苏舜钦等,“析言破律" ,甚至要严厉惩处起草赦文的人。
宋仁宗此时已经意识到贾昌朝、张方平、王拱辰要借此打击范仲淹和杜衍,宋仁宗虽然不再支持庆历新政,但要立即贬黜负天下之望的范仲淹,他还不愿做这样的昏君。何况王益柔是前宰相王曙之子,还有一个与会者宋敏求,是前参知政事宋绶之子,仅仅因为醉酒赋诗的狂狷就重罚,恐怕朝堂就要被闹翻了。于是，朝堂上互相妥协，对苏舜钦重加贬黜之后又留下可以申诉减免的话头,其他人也没有给予严厉处分。无奈贾昌朝、陈致中等把持朝政，苏舜钦得不到申诉的机会,王益柔等在地方任职多年才渐次返回朝廷。
唐代以后,馆阁中的官员属于清望官,一般要挑选有道德声望与文学才能的人担任，宋代官员的保举超升,必须有清望官的推荐,清望官在朝廷虽然实际权力并不大，但其引导着舆论导向，对时政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清望官是高级官员的后备军,大多馆阁官员会渐次升至朝廷台辅重臣。所以,范仲淹推行新政的基础,不仅仅有谏官群体的相助,还有馆阁中一批有声望的中、低级官员的支持。这次苏舜钦等人的被贬,是范仲淹革新集团在朝中的力量遭受到最严重的挫折，可以说庆历新政已经完全终结。范仲淹在陕西,得知朝廷消息,知道局势再也无力挽回,于是上奏朝廷,辞去参知政事,专心守边。宋仁宗和章得象等尚未挑选好接替杜衍、范仲淹和富弼的人选,暂时未答应范仲淹辞职。
庆历五年
春正月乙酉,以参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富弼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丙戌,宰相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
进奏院“鬻故纸”案本身来说,是一个没有多少违法情节的过错,即使王益柔做《傲歌》有夸诞词语，也是名士习气不值得深究。关键是自从范仲淹、富弼出巡以后,宋仁宗忌惮范仲淹和富弼的巨大声望,不愿冒然做出罢免二人的决定。贾昌朝、王拱臣、张方平等对苏舜钦等打击,给宋仁宗提供了罢免杜衍、范仲淹和富弼的机会。所以，当范仲淹上表请求辞去参知政事,宋仁宗本来准备立即应允，章得象却向宋仁宗建言:“仲淹素有虚名,一请遽罢,恐天下谓轻黜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范仲淹在朝中任职时间短,与宋仁宗缺少私人之间的情谊，尤其是范仲淹对宋仁宗还抱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没有想到这是宋仁宗和章得象在玩权术,以为宋仁宗和章得象朝廷希望自己留在朝廷，于是就上谢恩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我辞过职，皇帝不同意,我就继续干下去。这在宋仁宗和章得象眼里，以前的辞职就是以退为进，是借辞职与皇帝讲条件,自然是“挟诈要君”,以此为借口罢免范仲淹，就不会再有“轻黜贤臣”的恶名。
于是,当富弼出巡河北归来时,宋仁宗立即下诏罢免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和富弼的枢密副使。任命范仲淹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
在罢免范仲淹和富弼的时候,宋仁宗已下决心罢免杜衍。“是夕,并锁学士院草制罢衍，而衍不知也”。一般说来,中、低级官员的任免由知制诰负责起草,宰辅及重臣的任免由翰林学士起草。杜衍是老臣,功高望重,宋仁宗担心罢免杜衍的消息走漏，会引起谏官和一些大臣的反对，带来麻烦，于是让翰林学士夜间起草诏书,第二天一上朝就发布。杜衍被罢免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坚守新政的措施,不肯与贾昌朝、陈执中妥协。据《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陈执中任参知政事后，常常与杜衍唱反调。翰林学士丁度依附贾昌朝、陈执中等,也与孙甫交恶。蔡襄、孙甫很难承受住压力，上奏章请求外放。杜衍取得章得象的同意,去见宋仁宗说:“谏院今阙人,且留甫等供职。”宋仁宗点头同意,杜衍将写好的批复送给章得象签署,自己签署后再送陈执中签署,陈执中不肯签署，说:“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尔!”小吏回来汇报,杜衍烧掉批复不再勉强留下蔡襄、孙甫。陈执中却不依不饶,又到宋仁宗那里进谗言,说:“衍党二人,欲其在谏院,及臣觉其情,遂焚劄子以灭迹。”宋仁宗正宠信陈执中，就让丁度拟诏罢免杜衍。杜衍为官多年,又深知宋仁宗的秉性,他知道宋仁宗是看自己的面子不情愿地留任蔡襄、孙甫,自己去对质，宋仁宗如恼怒,不承认自己同意过此事,将会给自己和蔡襄、孙甫带来灾祸,即使是自己勉强让宋仁宗承认实有其事,陈执中刚回到朝廷,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宋仁宗和陈执中对自己更忌恨，日后麻烦更大。无奈只有隐忍不发，就此离开朝廷,明哲保身。杜衍罢相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庆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请还印绶,乃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杜衍传》)。
二月辛酉,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四月戊申,章得象罢相，出为镇安节度使、判陈州。
杜衍、范仲淹和富弼离开朝廷后，朝廷依惯例,枢密使贾昌朝改任次相,枢密副使王贻永升任枢密使,知郓州宋庠回朝升任参知政事,知开封府吴育、知延州庞籍升任枢密副使。其中吴育因公事与范仲淹常常意见相左,因而得到贾昌朝、陈执中等的提拔,他们却没有料到，吴育是个非常刚正的人，范仲淹在陕西有什么请求,朝廷宰辅不同意，只要吴育认为是应该做的,一定努力去办。
杜衍、范仲淹、富弼三人一离开朝廷,监察御史刘元瑜等见风使舵的小人开始攻击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的磨勘保任之法和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之法相继被废止。两府大臣仅剩下韩琦一人支持庆历新政,面对如此局面，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言:
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天与忠义,昨使契丹,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忘身立事,古人所难。去年秋,契丹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在外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畜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用?所损岂细哉! (《续资治通鉴》卷47)
韩琦一向刚正敢言,他不满地说:杜衍做宰相刚刚一百二十天就被罢免,他有什么过错只有皇帝您知道,我也不敢说什么。范仲淹要守边,免去参知政事也还算个理由。富弼呢?那么忠诚，为国不辞劳苦,巡视河北边防回来,竟然见皇帝一面 都不允许,就被免去枢密副使,外放到郓州去了。韩琦建议说,朝廷准备召回河北前线的统帅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正发愁找不到接替他的人,不如让富弼改任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这样，“朝廷以北事专委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可以解除朝廷对契丹和西夏的担忧。宋仁宗、章得象、贾昌朝等根本不听，贾昌朝、陈执中等又鼓动董士廉因水洛城事诬告尹洙和韩琦,韩琦只好请求外放,二月辛酉日,遂“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土,知扬州”。
四月,受贾昌朝、陈执中等指使,监察御史里行孙抗又屡屡弹劾首相章得象。章得象任首相多年,尽管在庆历新政期间“无所建明" ,但“浑厚优容”(《宋史.章得象传》),对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及韩琦等颇为尊重,并无忌恨倾轧之心,范仲淹和富弼才能放开手脚,主持庆历新政。平心而论,章得象才具不足,难免有尸位素餐之嫌,但在贾昌朝、陈执中、夏竦等极力打击陷害范仲淹等人时,他虽然是“不置可否”,默不发声,但身为首相,还是能够抑制些许保守势力的嚣张气焰。所以,贾昌朝、陈执中等为了把持朝政,也要排挤章得象出朝。章得象一直是明哲保身,自然请辞。“戊申,章得象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
章得象辞去首相,依惯例,次相贾昌朝升任首相,枢密使王贻永身为郑国公主(宋太宗女)驸马,又是行伍出身,不能为相，则由参知政事陈执中升任次相,枢密副使吴育迁转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升为枢密副使。贾昌朝、陈执中等控制了朝政,开始对开始对参加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革新集团成员进行政治追杀。
五月庚午日,知制诰余靖出知吉州。
余靖,《宋史》有传。自庆历三年三月回朝任谏官以后,余靖为庆历新政的推行不遗余力。但到范仲淹、富弼等离开朝廷后,贾昌朝、陈执中等一时找不到贬黜余靖的理由,竟然以余靖三次出使契丹时学会契丹语一事做文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弹劾余靖在契丹国君面前说契丹语有失使者礼仪,刘元瑜还上书说余靖身为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不适宜兼任谏官。五月庚午日,余靖出知吉州。
范仲淹等的失势,一些宵小之徒为私利纷纷寻隙攻击范仲淹集团成员,落井下石。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记载:庆历六年七月,知谏院钱明逸弹劾余靖当年科举考试时有改换名字、异地报考的舞弊行为，于是贬黜余靖为将作少监、分司南京,许居韶州。
余靖文武全才,宋仁宗多次想起用他,因权臣阻挠而罢。皇祐四年五月,广西部落首领侬智高反叛,朝廷不得已起用余靖,在狄青帅二十万平叛大军到达前,统一指挥广 东广西境内的宋军。狄青平定依智高之乱后班师回朝,余靖留下来镇守广西,派部下深入特磨道依智高部落老巢,消灭其残余势力。余靖长期在两广任职,镇守南疆,为一代名臣。
七月辛丑,贬知潞州尹洙为崇信节度副使,坐前在渭州贷公使钱用也。
当年刘沪、董士廉建造水洛城一案,朝廷最后采取范仲淹的意见,否定了韩琦和尹洙的意见,余靖当时就批评尹洙和狄青处理此事过于鲁莽。随着范仲淹集团的失势,这件普通军务案就被贾昌朝、陈执中等用来打击韩琦和尹洙。
庆历五年二月,贾昌朝、陈执中等鼓动水洛城案中受了些委屈的董士廉到京师状告尹洙,逼迫坚决支持范仲淹的韩琦自请外放,两府宰辅中再也没有支持庆历新政的人。当时贾昌朝、陈执中等找不到尹洙在任上有什么重大过错,羁押董土廉虽说稍嫌过分,但身为前线统帅，令行禁止，尹洙所做,也是职权允许的。于是，负责审理董士廉告状案的御史刘提,秉承宰相旨意,从经济方面来寻找借口。“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宋史.尹洙传》)，找到了尹洙挪用公款的过错,遂贬尹洙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又贬为监均州酒税。
尹洙一向清廉,在均州染上疾病,竟无钱医治,时范仲淹以给事中、知邓州,尹洙弃官到邓州投奔范仲淹,不久病死在邓州。尹洙去世后，“希文竭力送其丧及妻孥归洛阳”。名将狄青感念尹洙知遇之恩，“尹洙以贬死,青悉力周其家事"(《续资治通鉴》卷56)。宋英宗嘉祐年间,韩琦做了宰相,尹洙才得到昭雪。
八月甲戌,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贬知滁州,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监泰州盐税，出内供奉官王昭明监寿春县酒税。
庆历五年八月,贾昌朝和陈执中等找到了政治追杀欧阳修的机会。《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
甲戌,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知滁州,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监泰州盐税,出内供奉官王昭明监寿春县酒税。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及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安世等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安世,开封人也。狱事起,诸怨修者必欲倾修,而安世独明其诬，虽忤执政意,与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王蛭《墨记下》也有记载。欧阳修任言官时,弹劾过知益州杨日严;赴河北任都转运按察使时,认为与宦官王昭明同行为耻辱,坚决拒绝。此二人当然会忌恨欧阳修,因而被宰辅贾昌朝、陈执中选来作追杀欧阳修的帮手。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欧阳修的妹婿张龟正和前妻有一个女儿,张龟正去世时女孩才4岁,张龟正没有儿子,欧阳修的妹妹只好把这个女孩带回自己娘家抚养,这个张姓甥女与欧阳修并无血缘关系，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的族侄欧阳晟。后来她与仆人陈谏私通,被发现后押送开封府。这时的开封知府就是曾被欧阳修弹劾过的杨日严,他找到了报复欧阳修的机会,就指使判官孙揆审案时要故意牵扯欧阳修,不料这个张姓甥女认为欧阳修是高官、名人，攀附欧阳修可以减轻罪责,就编造了一些与欧阳修有暖昧的谎话。判官孙揆根本不信这些谎话,也不怕得罪顶头上司杨日严,判案卷宗只记录张氏通奸的事,其他一概不问。杨日严只得向宰相汇报,贾昌朝、陈执中就指使“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借此请求复审。朝廷派三司判官苏安世复审,贾昌朝、陈执中又特派对欧阳修有怨恨的内侍王昭明监审。苏安世起初迎合宰相心意，以张氏口供作为判案证据,王昭明看了卷宗,极为惊骇,指责苏安世“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在王昭明的监督下,苏安世只好维护开封府判官孙揆的原判,因担心宰相打击自己,就加上张氏私自出资为欧阳修购置田产事来交差。贾昌朝、陈执中对此判决极为不满,仍以此为借口贬欧阳修知滁州,并迁怒于苏安世和王昭明，贬苏安世监泰州盐税,贬王昭明监寿春县酒税。苏安世与王昭明虽被贬，但赢得了士大夫的好评。
九月甲辰,徙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纮知衡州。
杨纮,本来是宋真宗时重臣杨亿的从子,后过继给杨亿为子。庆历新政期间,因富弼推荐，为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纮赞同范仲淹的主张,说:“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江南东路所属州县的一些贪官墨吏,听说杨纮来做都转运按察使,“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宋史.杨纮传》)。
九月甲辰,贾昌朝、陈执中等以“苛刻”的罪名，贬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纮知衡州。到了庆历七年四月,天章阁待制、侍讲学士杨安国为宋仁宗讲经时,批评前京东转运使薛绅的四位属下“伺察州县细过”为“四瞪”;并诬陷前江东转运使杨纮,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为“苛察”的“三虎"。己西日,朝廷于是降旨:贬薛绅知陕州,王鼎知深州,王绰因居父丧,等服满再发落。“ 及丧除,责通判莱州”。薛绅、王绰和王鼎,也是范仲淹、富弼和杜衍等选拔的。特别是王绰，执法如山,不畏权贵,杜衍、富弼“尤称其才”。据《续资治通鉴》卷49记载:
绰先为刑部详覆官,有廖均者,挟当路权势雪罪，中书连旧例送刑部,官属无敢违者,绰独以为敕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废敕用例,非有司所敢闻也。执政虽深恶之,然卒不能屈。
到了皇祐年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宋仁宗不得不重新启用有能力、主张变革的大臣,以缓解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费”带来的困境。据《续资治通鉴》卷52记载,皇祐三年,谏官包拯向宋仁宗建言,希望起用杨纮、王鼎和王绰等。包拯云:
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险薄之名以中伤之,摈弃不用。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纭、王鼎、王绰等,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
朝廷于是起用知越州杨纮为荆湖南路转运使,知建州王鼎为提点河北刑狱。后来王鼎曾出任三司副使,是三司使包拯的副手,史称倔强的包拯常常不得屈从更为倔强的王鼎。
冬十月，参知政事吴育赞同范仲淹主张,并阻击宦官对杜衍和富弼的陷害。
这年六月,宋仁宗下诏要将章献皇后刘氏、章懿皇后李氏和章惠皇后杨氏的神主牌迁祔真宗庙,让太常礼院查找相关礼仪。太常礼院认为:章献皇后刘氏,生前已被封为皇后，章懿皇后李氏是宋仁宗的亲生母亲,因而有资格升拊真宗庙。章惠皇后杨氏,生前没有做过皇后,是后来追封的太后,因而只能升衬皇后庙。太常礼院的奏章,经台阁群臣的议论，得到朝廷的认可。十月辛酉日,朝廷举行大典,拊章献皇后刘氏、章懿皇后李氏神主于太庙,大赦天下。
据《宋史.吴育传》和《续资治通鉴》卷48记载,在讨论章献皇后刘氏、章懿皇后李氏等神主升拊真宗庙时，“议者请覃恩百官,且优赐军士”。这是有人乘机挟带私货,一方面反对范仲淹“抑侥幸"的主张,终止庆历新政的实施。另一方面就是贾昌朝和陈执中等“市恩"百官,给予军士更多的优待,用更多的利益交换来获得支持。吴育把这次“请覃恩百官,且优赐军士”的建议视为“无事而启侥幸”,违背了庆历新政中“抑侥幸”的相关措施，因而向宋仁宗建议严厉惩处“启侥幸”者。宋仁宗一直为财政赤字紧张,虽不至于严惩“启侥幸”者,但不会同意贾昌朝、陈执中等“覃恩百官,且优赐军士”的做法，于是,得不到利益的权贵汹汹叫嚷,宋仁宗又坐不住了,对两府宰辅说:“外人怨执政,宜防喧哗。”实际上是抱怨吴育惹出麻烦。吴育自幼患有心疾，体貌孱弱但性格倔强,吴育回答说:“臣以身许国。何惮此耶?”吴育的坚持,是对庆历新政的肯定。
宋仁宗时，土地兼并严重,民变四起。宋仁宗派宦官到山东去巡视,宦官回来汇报说:“盗不足虑，而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当时,杜衍知兖州,富弼知郓州,勤政爱民,深得百姓拥戴。宦官竟然说这最让人担忧。为什么?这是在暗示宋仁宗,他们被贬官出朝,这么受百姓拥护，一旦要谋反,那可不得了。宋仁宗于是就想防患于未然,将杜衍、富弼都调到淮南去任职。吴育对宦官放暗箭中伤杜衍、富弼非常气愤，“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 ,这些宦官以为范仲淹、 杜衍、富弼等失势,就投井下石，要皇帝防备他们谋反。而宋仁宗,竟然怀疑杜衍、富弼的忠诚，吴育痛斥“小人”,也是在批评好贤而不能用的仁宗皇帝。
十一月,诏提点京东路刑狱司体量石介存亡以闻。知郓州富弼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
早在庆历三年四月,朝廷同时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任命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同时免去夏辣的枢密使职务,任命杜衍为枢密使。国子监直讲石介一直受杜衍的器重,谏官欧阳修等也是石介的好友。石介性格梗直,指斥时弊常常言语激切。他得知朝廷有刷新政治的决心,大喜曰:“此盛事,歌颂吾职,其可已乎!"遂赋《庆历圣德诗》九百余言,称颂仁宗进贤退奸,直言夏竦为“大奸”。国子监直讲孙复读了这首诗,担心地说:“介祸始于此矣。”到了庆历四年十月,石介由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出为濮州通判,不料还未上任,突发重病，只得回山东居家静养,来年七月病逝。
石介是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夏竦因其《庆历圣德诗》而对石介恨之人骨,当贾昌朝、陈执中等开始打击范仲淹集团成员时,夏竦也在找报复石介与富弼的机会。
据《宋史》、魏泰《东轩笔录》卷9等史籍记载:徐州百姓举报落魄举子孔直温煽动士兵谋反,提点刑狱吕居简接到举报,带人围捕孔直温并平定濮州兵变。查抄孔直温家时，发现了从前石介写给孔直温的书信和孔直温写给孙复的诗。夏竦得知这个讯息,觉得是天赐良机,于是就向朝廷举报说:“介实不死，弼阴使人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朝廷于是下诏到兖州,核实石介是否已经去世。
恰好杜衍知兖州任上，杜衍向属下宣布朝廷旨意，“众莫敢对”,只有泰宁节度掌书记龚鼎臣愿以身家性命为石介担保。龚鼎臣云:“介平生直谅，宁有是邪!愿以合族保其必死。”杜衍为之感动,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奏章,说:“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如是,未可量也。”杜衍遂保举龚鼎臣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莱芜县。后龚鼎臣勤政劝学,成为循吏,青史留名(事迹见《宋史》卷347《龚鼎臣传》)。朝廷尽管知道这是夏竦的诬陷，还是以此为借口将石介的妻子儿女编管在江淮,并贬国子监直讲孙复监虔州税。
范仲淹得知此事，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以免遭受朝廷猜忌，果不其然，朝廷以西夏臣服为由,免去范仲淹的陕西四路安抚使,由知邠州改任知邓州,此后,范仲淹再也没有回到朝廷。知郓州富弼也受猜忌,被免去安抚使。后来查明富弼、石介私通契丹是谣言诬陷，朝廷对夏竦没有任何处分,只是将富弼改派到青州，恢复其京东安抚使的职务。
庆历七年三月，夏竦回朝任枢密使,又进谗言陷害富弼和石介。夏竦诡称石介逃到契丹,游说契丹主没有成功。现在又为了富弼,石介跑到登州、莱州去串联盗采金矿的狂徒，想招集几万人来反叛朝廷。夏竦蛊惑宋仁宗下旨挖开石介坟墓查看究竟。此言一出,侍御史知杂事张异和御史何郯立即上奏痛斥夏竦。据《宋史.张昪传》，张昪早年曾以才干得到夏竦的举荐,其眼见夏竦挟私陷害富弼与石介,站出来发声,的确难能可贵。据《宋史.何郯传》,何郯指出谣言就出自夏竦:“此事造端，全是夏竦”“以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致介恶以污忠义之臣”。宋仁宗竟然会怀疑富弼?还是故意听从夏竦,让其留下作恶的把柄?宋仁宗拒绝听从何郯“其石介存殁,乞更不根问,庶存大体"的建议,六月,宋仁宗派宦官到奉符县(今泰安市泰安城),传旨京东路提点刑狱吕居简“发介棺以验虚实”。吕居简,名相吕蒙正之子,有长者之风。他对来者说:“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他建议说:“介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问之,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任之，亦足以应诏也。”(《东轩笔录》卷9)吕居简让参加石介葬礼的亲友弟子和抬棺下葬的役夫数百人画押担保,避免“发介棺以验”,保护死者的尊严。宋仁宗得到报告,确认夏竦是挟私报复,于是下诏准许石介的妻小返回家乡居住。石介一向清廉,其家无余财，妻小无以为生，“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宋史.石介传》)。
四、总结
范仲淹和富弼被免去军权,降格为一般的地方官员,曾经雷厉风行的庆历新政被迫划上了休止符。其后数年,虽有吴育、包拯、王尧臣等坚守正道，但贾昌朝、陈执中等因循守旧,夏竦等奸险营私，朝政混乱不堪。加上灾异频仍，民变四起,只因契丹与西夏交恶,互有攻伐,边境稍安,这才没有出现剧烈震荡。庆历六年九月,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梅挚上奏说:“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岁而变及三时,此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而丁宁告戒也。伊、洛暴涨,漂庐舍,海水入台州,杀人民,浙江溃防，黄河溢埽,所谓水不润下。陛下宜责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续资治通鉴》卷48)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不得不图谋解救之方。庆历八年三月,宋仁宗重登龙图阁,开天章阁，“召近臣、宗室观太宗《游艺集》、真宗《幸澶州诗碑》及三朝瑞物”，手诏辅臣、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等,求应对之策、长远之计。翰林学士张方平、殿中侍御史何郯、翰林侍读学士叶清臣等痛陈时政，批评宰辅无德无能,其议论与当初范仲淹、韩琦的主张多有相合之处。四月丁度罢参知政事。五月,夏竦罢枢密使。八月,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杨察、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因与宰相陈执中议论不合而被贬,监察御史陈旭、殿中侍御史何郯等弹劾宰相陈执中“专权恣纵,不可尽数"(《续资治通鉴》卷50)。但宋仁宗仍不肯重新起用范仲淹和富弼。
皇祐元年八月,陈执中罢相,宋仁宗开始重用文彦博、庞籍等,仅在裁撤兵员上有所作行动,并不敢触犯权贵集团根本利益，“冗官”“冗兵”“冗费”的痼疾日益加重。皇祐年间南方侬智高的叛乱，朝廷起用范仲淹原来部将狄青、孙沔以及余靖等，顺利平定南方,但耗费钱粮无数,加重了财政负担。到宋仁宗至和二年以后,文彦博与富弼为相,韩琦回朝任枢密使,张方平、叶清臣等赞同改革的大臣得到重用,朝政才有起色，范仲淹的有些改革主张又开始施行。然积重难返，富弼、韩琦等众人努力,不过是修残补阙而已。几年后,宋仁宗去世,宋英宗即位,各种典礼及恩赏,耗尽了朝廷内府所有的积蓄。如何挽救病人膏肓的王朝,富弼、欧阳修等寄希望于更富有改革锐气的王安石等。然而,富弼、欧阳修等根本意想不到，王安石并没有沿着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的改革思路前行，而是改弦易张,进行全面、彻底的“变法",庆历新政从此成了历史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