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娜总结雅典人的义务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

电影《儿童法案》改编自伊恩·麦克尤恩同名小说。电影中菲奥娜·迈耶是一位高等法院女法官，向来以严苛的睿智、精确和理性闻名。但事业成功背后，多年的不育以及丈夫的出轨令她长达三十年的婚姻陷入危机。

在一起新的诉讼案中，患有白血病的男孩 亚当·亨利 （由于他是 耶和华见证人信徒）拒绝输血治疗，命悬一线。他的父母，作为宗教信徒，不得不支持孩子的选择。但是，医院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坚持要为 亚当 输血，去拯救这个未成年人的生命。英国相关法律规定，十八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可以拒绝维持生命的治疗，而此时亚当仅仅才十七岁零九个月。面对控辩双方同样强有力的理由，作为法官的菲奥娜决定亲自前往医院探望男孩。

她来到他的床头，俯身观察着这个脆弱但依旧跃动着最纯真生命力的灵魂。亚当天真坦率、不谙世故，他执拗的信念、细腻的情感、青涩稚嫩的自我防备、对世界新颖浪漫的探查以及对诗歌音乐等新事物的好奇与热爱……这一切都触动了菲奥娜深藏已久的情感。男孩带给了她在漫长而冰冷的职业生涯中难以触及的甜美与纯洁，这也是她面对濒临破裂的家庭、面对自己精神荒原时唯一的慰藉。她放下法官的身段，在旁人的瞠目结舌下为亚当犀利的玩笑开怀大笑，伴着他柔美的吉他声清唱《莎莉花园》。

“她嘱我淡然生活。”

在她眼中，重病也无法扼杀亚当的勃勃生机——他的生命远高于他的尊严。她决定拯救 亚当 的性命！

情节进展至此，人们一般会认为麦克尤恩在探讨道德与法律、死亡与信仰的困境与悖论。但今天想探讨的是另一主题。

——爱 的 反面并不是恨，而是冷漠。 无回应之 地，即是绝境。漠不关心，不予回应，才是伤人至深 。

判决结束，亚当接受输血治疗，故事才真正开始。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11周岁到18周岁是人的自我意识确定和自我角色成型的阶段——青少年开始对世界产生思考和认识，开始对自我进行更多探索与反思 。电影中，亚当整个童年一直与非黑即白的偏激世界观与宗教信仰接触。当菲奥娜判决他接受治疗时，他茫然无助。因为他发现，原本为了信仰支持自己殉道的父母居然在自己接受治疗的那一瞬间喜极而泣——他这时才看清，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用死亡证明信仰的虔诚，而他们的败诉早在意料之中。

原本，如果他们同意给亚当输血，他们将会遭到耶和华见证会所有会员的歧视与孤立，永远失去给予这个曾经穷困落魄家庭无限信心、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宗教社交团体。然而，拒绝输血，他们将失去心爱的独子。所以他们把决定权交给法官。“优先考虑儿童的福祉”的法庭自然会判决医生立刻给病人输血。这样一来，他们既保住了儿子的性命，又没有失去赖以生存的宗教社交圈。

“ 他们一直都希望我活下去，却从未和我说过，根本就和上帝无关……整件事就是个骗局 ！”

在青春期关键阶段，他的信仰体系开始崩塌，他的价值观被自己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被父母表里不一的行为、被菲奥娜“all of life and love”的祝福碾得粉碎。为上帝赴死的英雄主义显得愚蠢荒唐，父母所谓的虔诚信仰变得虚伪可笑。

他蜷缩在他阴暗窒息的洞穴中，而女法官成为唯一一束清新而迷人的光芒。在病房里，他倾听着这个睿智而独特的灵魂。他任凭菲奥娜用三言两语将自己狂妄肤浅的信仰击得满是裂痕，那也是为了方便她将新的光芒——艺术、诗歌、情感——穿过裂隙，倾注于他。

从亚当的角度出发，女法官的判决改变了他的一生。她赐予了他新的方向与可能性，让他发现了黑白之外的色彩，让他对世俗生活有所期待，有所追求。但他依旧迷惘——他迫不及待地想追随她探索新世界，他需要一种新的思考与价值观填满空虚的心灵，重塑破碎的灵魂。

显然，他依赖她，将她视作精神启蒙者，当成自己迈向尘世的信仰。

“我觉得您已经把我带向某种别的东西，某种美丽又深刻的东西，但我其实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跟踪菲奥娜，给她留言，寄去他的诗作，在大雨瓢泼的夜晚尾随她至纽卡斯尔——他用最单纯的心性、最坚定的态度和最无序的行为，真诚而执拗地告诉菲奥娜：他需要和她说说自己的心声。

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只有菲奥娜基于职业与身份的理性考量所作出的回避。不予回应，除了雨夜错位的一吻，再无其他。

法官帮他破旧，无人帮他立新。

毕竟，被寄托信仰，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重量。她不敢，也不知道该如何呵护这个脆弱而美丽的灵魂，因此她退却，选择了漠不关心、不予回应的极端消极态度，低估了这对亚当的伤害。

从菲奥娜的角度来看，可能在她心中，亚当只是一个对一切怀有最纯真浪漫念想的“strangebeautiful young man”。她承认他需要保护，但她的职责仅限于法院的判决。可能在她看来，不予回应是一份善意。亚当很快就会继续前进，而她会渐渐淡出他的视野，成为他情感教育历程中一个微小的身影。

恰恰相反，是她在本我与超我的斗争中压抑着对亚当的情感。病房初见亚当时，菲奥娜的本我便被亚当的清纯与脆弱吸引。而正是由于“本我”的强烈冲动，她才会纵容雨夜那个“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可能给她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吻”。出于对道德原则和职业伦理的清醒认知，她潜意识里不得不用“超我”压抑她的感情，指导“自我”规避“不伦不类”的感情，抑制“本我”肆意妄为。

因此，菲奥娜的无作为也是迫不得已，这也解释了她为何拒绝与亚当接触。 “她打开了亚当的头脑和心灵，她自己心灵的一部分也被亚当打开了。她能感觉到亚当的吸引力，同时，她也意识到这很危险，她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她不断地推开他，不回他的信件，叫他走开。但她的感情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波动，所以她才会内疚。”

可能，假 使她热烈地回应亚当的情感或许只会将亚当带入深渊，但逃避的恶果就是放任亚当的自我灭亡。

无回应之地，即使绝境。

“一个热烈勇敢赤诚的灵魂，在摒弃了他有生以来唯一所知的世界之后，若领他开蒙心智的智慧女神不能帮他找到新的出口，他就只能选择死亡。”

数月后的平安夜，男孩旧病复发。年满十八周岁的他，在菲奥娜无措的呼唤与泪水下，艰难地念着：“My choice, my lady.”

他选择拒绝输血，接受死亡。

麦克尤恩曾如此解释亚当之死： “亚当最后做出这样的选择，其理由是模棱两可的。亚当可能完全痴迷菲奥娜，那可能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爱。他把菲奥娜视为精神上的导师、心智上的伙伴，菲奥娜打开了他的眼界，打开了他的世界，之后却弃他于不顾，在亚当看来，菲奥娜的放弃是一种残酷的背叛。从菲奥娜的角度来说，如果只看道义和职责，那她完全尽到责任了，但从感情上，她也无法解脱，她觉得内疚，她觉得对不起亚当，也对不起自己。”

至此，亚当的存在本身可能就是个悲剧——不管是否被回应，他和法官都必定受伤。

其实，麦克尤恩的两部小说《赎罪》和《儿童法案》以及改编电影都在强调一个观念： 孩童绝非一座孤岛 。《赎罪》的布莱欧妮、《儿童法案》的亚当，他们热诚的灵魂在庸俗尘世中无处安放，结果都用自己孤岛般的青春年少换来了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他们或许可以通过自我救赎打破孤岛。但亚当的特殊之处在于，他面临年轻时期的信仰崩塌，同时他的时间——从接受输血到旧病复发只有短短数月——不够自我救赎，但足够经历从求生到求死的思想转变。

对于处于这一困境的孩童，漠不关心、不予回 应恰恰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中有一个故事：

一个3岁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

阿姨回应说：“那样做有什么用？你又看不到我。”

男孩回答：“没关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

孩童最怕的便是被抛弃，而最期待的，不过是被看见、对自己的心理需求有回应。有回应便有光；无回应，便是恐惧，便是绝境。

所谓回应，所谓打破孤岛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关怀”。

美国存在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曾谈到关怀： “关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时代正在消失的东西。在校园反叛和对国家的抗议中，年轻人为之搏斗的是一种逐渐渗透性的观念，即什么都无所谓，以及那种人什么也做不了的普遍感觉。这个威胁是冷漠，不介人，抓住永久性的刺激物。关怀是其必需的解药。”处在理性主义和技术性全盛的时代，我们忽略了对人的关怀。“明明白白的真空、空虚以及冷漠是不幸的事实。”

这里的“关怀”并不是让菲奥娜去接受亚当的情感，对他产生热烈的回应。“关怀”，其实是菲奥娜囿于职业身份所缺乏的一种基本的处世态度，而这种缺乏在开头便决定了电影的结局。

电影采用了一种双线并进的手法。其一是“耶和华见证人”诉讼案，其二便是女法官的家庭纠纷。菲奥娜成功的职业生涯是以家庭作为牺牲的。作为法官，她收获了事业巅峰，却疏于家庭关怀，忽略了最亲密的丈夫杰克。而当丈夫诚恳地提出交流时，她选择逃避，不予回应。长期的工作惯性使她麻木，她没日没夜地处理各种悲惨的案件以及纷乱错杂的宗教纠纷，从头到尾都与人争论事实的真相，处理公平和正义。

哪怕是在家庭，她也用清晰的条理、严苛的逻辑和官方的思维模式与丈夫交流——职业的理性与严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俨然是一把枷锁。而正是这种逃避、疏离与麻木，导致二人渐行渐远。对于她与杰克濒临破碎的婚姻，虽然杰克“公开婚姻”的诉求是导火索，但她也难辞其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她才会想到去医院拜访亚当，被亚当所触动，展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她自己也承认“这可能是因意气用事，处在崩溃边缘而做的职业误判”。而在那个雨夜，或许也正是长期压抑的爆发，激发了那个意外的吻。但她又一次选择了逃避并最终面临了严峻的良心惩罚。

其实，麦克尤恩也是在探讨这种荒原般的生存困境。即使亚当之死有菲奥娜的因素，但她不过是被职业与身份限制了。麦克尤恩也曾说： “法官们每天都要面对六七桩悲惨的案件，他们必须要保持距离……他们的责任是有限度的，这样他们才能有健康的态度来对待下一个案例……从法律和职业的角度来说，从逻辑上来说，菲奥娜完全可以对亚当置之不理，与他保持距离。她完全可以告诉自己，她已经做到了她该做的一切。”

菲奥娜出于职业与身份的冷漠与严苛彻底封闭了“关怀”的途径，用不介入完全屏蔽关怀的可能性。酿成恶果的同时，也让她看清这场悲剧的来源。

亚当不可能进行自我救赎，但他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菲奥娜的救赎。 “耶和华见证人”诉讼案可能只是她漫长职业生涯中一段插曲，但亚当之死是她一生震撼与创伤。她看清了，受限于职业的理性给她自己、她的家庭以及身边人带来了多大伤害。

喜欢歌德的一句话： “人类凭着聪明创造了很多界限，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生存的荒原中，我们必定受到重重界限，一些是外界为我们先行定下的，一些是我们自身预设的，一些取决于我们的职业与身份，一些可能就是生活中的苦难与折磨。但不要因此沦为理性与冷漠的工具，因为它们毫不妨碍我们找到并回应幸福与爱，并且去关怀。正如罗洛·梅所言： “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什么，人类的爱与悲伤、怜悯与同情才是最重要的。这些情感甚至超越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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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如女法官的判决书所言：

Remember, all of life and love that lie ahead of you.

参考资料：

《儿童法案》伊恩·麦克尤恩 著

《爱与意志》罗洛·梅 著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