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论坛10】南渡君臣：浙江南宋陵墓新观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首先进行汇报展示。郑嘉励老师介绍了本次议题的由来，即2005年对于湖州风车口南宋墓地的考察与发现。这片墓地的选址为常见的江南山地环境，墓地系人工堆筑，填平山坳，坐北朝南，合乎南方选址的习惯。其最高一级台地上有三座墓，其中一号墓和二号墓的规格非常高，两座墓共用一个排水沟，表明是有意识地一次性规划的。但三座墓呈东西横向排列，两座大墓都不位于中轴线上，而是偏居墓园中轴线的西侧。在正中心的位置发现了一座非常小的墓，长度仅有一米左右。这种排列方式在南方的丧葬传统中是无法解释的。郑嘉励老师提到了刘未老师的《鸡冠壶历史札记：风车口》一文对自己的启示。刘未老师在最高一级台地上布下了一个四十九格的墓域，并推测墓地的主人应该是商姓的。按照“壬穴为尊，丙穴为次，庚穴为卑”、墓域正中的位置为“明堂”的做法来比对，M1位于壬穴，M2位于庚穴，但丙穴空置，而“火葬墓”出土石函、铁券，则正是“斩草埋券”的明堂位。由此推断， 南渡的权贵移民利用了江南与中原不同的特殊地形，但在局部的目的规划上，则完全照搬了中原“五音墓地”的制度。

郑嘉励老师对此次议题的基本概念与背景作出了厘清：“中原”指河南、关中地区，是北宋的中心；而“江南”指浙江地区，是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与江南的墓室、墓园、风水均异，而更根本的差异则是选址。中原流行“五音墓地”，按照《地理新书》的说法，人的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与五行（土、金、木、火、水）四方联系，推断与其姓氏对应的阳宅、阴宅方位吉凶，即所谓“大利向”。在 “五音墓地” 中，“墓域”是一个基本单位：一块方正的墓地，分成七七49个方格，即49穴位，以八干四维十二辰共24个汉字。按不同姓氏所利的方位排列不同墓穴的“尊、次、卑”的位次，而先、后墓域，又按照各姓所利方位进行斜向排列——以“角音”为例，自先而后，墓域由东南至西北方向，斜行排列。皇帝则埋葬在最中间的明堂位，即所谓“天子葬明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江南的 “形法墓地” ，主要依据形势派、理气派风水，即龙、砂、水、穴。对比来看，“五音墓地”与多代人的族葬兼容，而南方的“形法墓地”则与之相冲突；江南一、二代人合葬，而“无族葬”。一代人合葬的最普遍形式是夫妻合葬，夫妻之间存在位次差异，这是一种以墓葬位次规范尊卑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又与传统的昭穆葬观念直接相关。

以上是对第一种人，即南渡权贵的墓葬方式的介绍。 第二种人是南渡的士大夫家族，比如东南吕氏、吕祖谦家族，其墓地位于浙江金华附近武义明招山。 北宋时期吕氏家族十分显赫，在北宋意外灭亡之前，吕氏已经在河南新郑神崧里规划了家族墓地，且规模庞大。鄞县《木阜吕氏宗谱》收录了《吕氏墳域圖後集序》和《吕氏坟域图记》，清晰地记载北宋吕夷简家族墓地的形成经过、墓葬数量、位次。经过分析，认为神崧里属于典型的中原“五音墓地”。如果说是没有北宋的意外灭亡，毫无疑问吕祖谦的曾祖父会埋葬在神崧里。但北宋灭亡后，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就带着四个儿子仓皇南逃。绍兴元年，吕好问卒于桂林。到绍兴5年，宋金局势渐渐缓和，吕好问的四子陆续内迁，吕本中居信州，吕弸中居婺州，吕用中居绍兴，吕忱中居衢州。由于家族成员散居各地，到绍兴23年，吕用中建议，仿祖宗坟茔故事，迁葬吕好问于“驾部坟山之东”，重建家族墓地。其后，祖字行、年字行，五代人悉数聚葬；由《吕宜之圹志》看，也有少量的第六代成员。 明昭山的吕祖谦家族墓地从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元代中期，至少有150年之久。据“明招山坟图”说，一共有96所坟墓。 根据实地调查，吕好问墓就采取了石椁石顶的墓式。作为南渡的第一代移民，其地下墓室已经完全“在地化”；地表墓园由于考古资料缺，形态尚不可知，但完全可以推测其与中原的高级品官墓园存在着较大差异。

更重要的是明昭山96座墓的墓地形态。从鸟瞰图来看，明昭山可以划分为大坑、明招岭头、明招寺东山三大区域。为了适应江南气候、地形、葬俗，墓室均是“江南化”的。同时为了适应地形，在位次规划上也与中原有别。与神崧里相对比，两地的位次记述方法不同：在五音墓地中，不同身份的人所对应的墓葬位置是唯一的、确定的，比如“西茔之甲穴、东茔之丁穴，第一穴、第二穴……”，表述位置的方式非常清晰；而明昭山出土的墓志对于方位的表述则是完全江南化的，例如“之左、之右”，表述非常笼统。 总体来看，明昭山的吕氏墓只是相对集中的“松散型墓地”。 与神崧里祖墓的“五音墓地”不同，吕氏家族墓只是在“聚葬”的观念与核心价值上继承传统，而在实践层面已完全地“在地化”；与蓝田吕氏家族的“昭穆墓地”相比则更为不同，蓝田吕氏是仅见的理想化的士大夫家族墓地，张载曾对程颐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连程颐也认同道“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 然而，对江南的儒生来说，五代人、四大房派聚葬，已经是前所未见的事物了，所以江南人认为这就是“昭穆墓地”。

最后，郑嘉励老师指出，吕祖谦家族的做法对于当时南方的士大夫产生了影响。例如方大琮也想在莆田规划这样的一个家族墓地。《铁庵集》记：“山以方名旧矣，仪曹公来宅九跳之正脉，面势宏阔，从而祔者五代，此某之宗派也。每代之中，昭穆相从凡四十余。《周官》族坟墓之说，吕氏深有取焉，此山宜与婺之明招等。”而与此同时，方大琮也在《与林提幹进礼书》中阐述了他的顾虑：“吕氏自南渡来，子孙虽分散四出，多归葬婺之明招山，故成公为人墓志，遇附葬者必喜道之，然或者谓吕之子孙不甚寿，亦祖山掘凿太过也。惟朱文公最喜风水，韦斋、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门人执绋者数日乃至，水心笑之，谓其多占风水。前辈之不同盖如此”。这反映了当时南方士大夫，一方面看到了建造家族墓地在家族凝聚方面的巨大好处，而另一方面又十分关注本土的风水。此外，郑嘉励老师也提出吕祖谦与朱熹对丧葬明显不同的主张和选择，反映了二人观念的不同，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学者们深入研究的方向。

南宋将皇陵设定在绍兴宝山，即会稽县以东约三十里的地方。绍兴元年四月，孟皇后去世于绍兴。在当年兵荒马乱的态势之下被迫选择的墓葬地点，却在无形中开启了南宋主陵的先河。到绍兴12年，南北和议，高宗杀岳飞后，宋金疆界划定，东以淮河为界，从此以后宋室再无北渡的希望，在绍兴5年前后预先为徽宗选定的西京永固陵被彻底放弃。绍兴和议实现后，徽宗灵柩仓促南返，此时迫不得已再选陵地。当时有两大选择，一在临安（杭州），二在绍兴。选址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会稽山龙瑞宫与国音姓利相违，因此被排除。泰宁寺位于昭慈孟皇后攒宫旁边，但其地系天柱寿山，低怯，亦不可用。最后择定在昭慈皇后攒宫西北向的地方埋葬了宋徽宗，认为此地“形势高大，林木郁茂，土色黄润，一带王气秀聚……庶几山冈顺于国音，风水便于地理。”

据李晖达老师介绍， 角音姓利有三大原则：角音所宜 ，角姓宜东山之西，为东来山之地，以北为前，南为后，西为左，东为右，明堂中水出破乾为大利向。角音大利向，壬向坐丙穴，亥子为案，水出戌亥中间，令玄武山遮转西南，流入大水，吉。角音小利向，角音丙向，水流坤出，安坟在壬。李晖达老师回顾了近八年对于宋六陵的考古发现。整个陵区的占地面积约为2.3平方公里，考察工作从2012年开始进行，集中对南片区进行了地毯式勘探，主要目的是寻找最能体现当年皇陵体系的陵园建筑。在当地拟定的“孟后陵”保护范围通过勘探发现了另一处攒宫的大致轮廓；整体夯土台基平面呈凸字形；石藏以条石砌成，东西宽8米，南北长10米，所用石材形制不一。

但是，恪守祖制的做法经过了几代的实践后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南方的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皇帝去世后必须一路往西北埋的国音法则在孝宗时就面临挑战。朱熹在《山陵议状》中就对国音姓利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抨击：“盖自永安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复自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思陵亦用此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魏邸相继薨谢。”朱熹是南方人，见惯的高山大川和形式派风水的格局，他无法理解赵宋王朝为何对于五音姓利这样的一个跟南方地理形貌格格不入的制度如此痴迷并孜孜以求。朱熹提出建议，变革皇陵制度，择壮厚高平可葬之处，如严州富阳县“江山之胜，雄伟非常……严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再如临安县“钱氏故乡，山川形胜，宽平邃密”。官僚集团也逐渐认识到，改革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孝宗陵并没有按照朱熹的建议建在山上，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做法将其埋葬在了高宗永思陵东北方向的坡地上。后来，光宗被埋葬在了最初为孝宗选定而后又被否决的地点。但到了宁宗时，继续往西北葬的国音法则实在无法再延续下去。因此，永茂陵选择了角音“小利向”，坐西北、朝东南。至此，国音姓利的法则只在名义上仍然存在，而实践中则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南方形势派风水原则，后来的理宗陵、度宗陵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建在山上。最后，李晖达老师指出，在将南部皇陵的地势摸清后，接下来的目标是到北部山地找到一座完整的陵园进行更详细的发掘，以期更好地展现南宋帝陵整体演变的历时性过程。

方诚峰老师基于对历史文献的认识主要进行了两点补充。 第一点是南迁士大夫家族的族葬问题。 方诚峰老师曾经关注过周必大家族从郑州南迁到江西的历程，文献显示周家实行有限的族葬。因为靖康之乱在非常突然的状况下爆发，很多官僚士大夫都处于一种宦游的状态，散居四方。因此，族葬是南迁士大夫家族在南方重新建立家族、凝聚家族的重要手段。 第二点是攒宫的选址问题。 负责陵地选址的一般有四类人：按行使与副使，太史局的官员，太常寺的礼官，以及负责工程作业的壕寨官。其中士大夫官僚所担任的按行使可以说是“最不重要”的，高级宦官所任的按行副使发挥了较为强势的作用，而在专业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太史局官员，这些阴阳官直接对皇帝负责，并深得皇帝信任。朱熹《山陵议状》既违背内廷主张，又强烈批判太史局官。另，太史局官员的人员组成存在从北方人到南方人的变化。此外，方诚峰老师还补充，临安西湖南山和北山以寺院为依托的二十余攒宫，或许也反映了宋廷南迁后在地化的文化选择问题。

魏峰老师提出，对家族墓地的讨论所连接的问题必然是家族的组织。 南宋家族墓地的营建和组织化过程，必然与南宋家族组织的逐步形成有着密切联系。 靖康之变后，很多士大夫都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南渡到江浙地区，很多家族在进入南方时是先沿着南迁路线就近安置，等绍兴和议完成后再向临安等地区集中，例如韩琦家族。韩琦家族的能够留在绍兴地区，很大程度上与韩氏家族成员在绍兴地区任官有关，家族成员在当地的经营，保证了其后世成员得以不断在此聚集。而韩氏家族在这一区域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和与他们的家族组织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家族墓地的经营来明确血缘关系的远近、尊卑亲疏的问题。两位老师的汇报启发我们要去关注物质材料出土的位置关系，通过家族组织和族葬的问题去展开思考，重视墓葬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许有助于我们在文献和材料的基础上拓宽思考范围。对此，郑嘉励老师也作出了回应，关注到了韩氏墓地的形态与明昭山吕氏墓地的区别：韩氏家族往往是住在绍兴的人就葬在绍兴，住在湖州的就葬在湖州的，而吕氏则是不同房派的五六代人都葬在了明昭山，这体现了吕氏墓地的特殊性。郑嘉励老师也对蓝田吕氏昭穆葬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蓝田吕氏墓地是一种自己复原出来的昭穆葬形态，严格地践行了儒家的理想，而基本上看不到受到风水先生影响的元素。在此，郑嘉励老师也进一步明确了对昭穆的定义，是以墓葬位次安排来规范不同人之间的长幼尊卑区别；儒生和风水先生都有自己的定义，但其本质都是规范不同人之间的身份秩序。

最后，刘未老师对本次论坛作以总结。方诚峰老师的发言提示在陵墓研究中要注意分辨不同身份、职责的人物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及不同影响，在这方面宋元考古可以为汉唐考古提供一些反思的线索。魏峰老师的发言则提示在家族墓地研究中要更多了解家族史的研究成果，以避免片面的认识。此外，今天以浙江南宋陵墓新观察为题而进行的讨论，得益于南方地区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新进展，使原先基于文献而产生的一些认识被打破，并且还可以促进对北方地区考古材料的再发现与新理解。最后，刘未老师提出，本次论坛的目的是希望促进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交流，但这也对考古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对历史研究议题的设计和讨论中去，这样学科间的交流才能真正走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