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人自称“中国”，

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

古代的“中国”一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有“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师”、“一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中原及中原政权”、“汉族及汉族政权”等多种涵义，又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等文化涵义。辽人即利用和发展了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涵义附会成为自称“中国”的理论根据，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意识和思想观念。辽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宋人称“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辽人自称炎黄子孙，并不否认宋人也是炎黄子孙。

《辽史·太祖纪赞》说:“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世表》也说: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

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之后鲜卑之说，取《晋书》、《魏书》等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元人编写的《辽史》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取《周书》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将契丹说成是炎帝子孙。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有关契丹人始祖的说法虽然有黄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源，都是炎黄子孙。

有人说“耶律俨所主张的黄帝苗裔说，是在辽末天祚帝时纂修的《皇朝实录》中才出现的”， 认为有关契丹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由契丹本民族创造出来的传说，而是由耶律俨(原名李俨，汉人李仲禧之子)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时虚构出来的，这种看法恐怕与史实相去甚远。

有关文献和出土碑刻显示，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既不是由他族虚构出来的传说，也不是直至辽朝末年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时才开始出现，而是契丹人自己与汉人攀亲戚的结果，并且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经出现了。

2003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北山辽墓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其碑文记载说“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轩辕即黄帝，明确记载了契丹人自称为黄帝之后的事实，成为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一个铁证。据袁海波、李宇峰研究，永清公主是辽景宗第三子辽圣宗之弟耶律隆裕(《辽史》作耶律隆祐)的孙女，其父耶律宗熙(贴不)历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该墓志撰刻于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年)，说明辽天祚帝之前的道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明确地自称“炎黄子孙”了，并非是到了天祚帝时期才由汉族史官耶律俨附会《魏书》而虚构了契丹是炎黄子孙的说法。

武玉环曾撰文引用辽圣宗《赐园空国师诏》“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等资料，指出辽圣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以轩皇(黄帝)为自己的祖先了。1989年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辽墓出土的《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在谈到萧氏的丈夫耶律污斡里时说“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耶律污斡里的祖先，就是将契丹人说成是“炎黄子孙”，成为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又一铁证。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在辽圣宗时曾任上京留守，萧氏死于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该墓志即撰刻于萧氏逝世之年，说明在辽道宗之前的圣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明确地自称炎黄子孙了。

问题远不止此。近年来，都兴智曾根据辽朝初年宗室耶律氏就以漆水为郡望封爵，太祖耶律阿保机自称刘氏，颓昱在世宗天禄三年(949年)被封为漆水郡王等视黄帝为其远祖的资料，指出“黄帝子孙的文化心理认同从辽初就已出现”，所论甚是。确实，契丹人与汉人攀亲戚并非是从辽圣宗时期开始，据《旧五代史》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天显十一年(936年)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时曾说“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之邦”。石敬瑭是汉化沙陀人，沙陀人属突厥族系，与契丹人并非同一族系，辽太宗以石敬瑭为“近戚”、“本枝”，并约为父子，不像是与突厥人攀亲戚，而是看中了石敬瑭的汉化身份以及视后晋政权为汉人政权而与汉人攀亲戚的缘故。辽太宗在册文中还希望石敬瑭“补百王之阙礼”，“成千载之大义”，就是希望石敬瑭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成为“中国”传人，足以说明辽太宗说石敬瑭是契丹“近戚”、“本枝”，是在与汉人攀亲戚。如是，则说明早在辽太宗时期，契丹人已经自视为汉人“近戚”、“本枝”，也就是自视为“炎黄子孙”了。根据史书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到，契丹人自视为汉人“近戚”、“本枝”，并非是从辽太宗时期开始的，在更早的辽太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如《辽史·后妃传序》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自视为炎黄直系子孙刘姓和萧姓的后人，无疑是在和汉人攀亲戚，这也说明契丹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之初就以“炎黄子孙”自居了。

契丹人极力与历史上的汉人攀亲戚，自称炎黄子孙，绝对没有否认汉人是炎黄子孙的意思。辽代汉人自称“炎黄子孙”屡见有关墓志记载就是明证，如《张思忠墓志》称“其先自轩辕世，因为氏焉”，《赵匡禹墓志》称“其先天水人也，轩辕之后，伯益分宗”，《张绩墓志》称“其先出自轩辕”等等，此类碑刻很多，不再赘述。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没有否认历史上的汉人以及辽朝境内汉人也是炎黄子孙的意思，也就是没有否认宋人是炎黄子孙的意思，这种思想应该是“契汉一体”的思想，这里的“一体”就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是“中国”，也就有“中国一体”的思想蕴涵其中。

第二，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具有“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思想认识。

有人以为，“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将辽人自称“北朝”的时间确定在辽兴宗以后，似乎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辽人自从五代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了。如，辽太宗于会同十年(947年)正月，灭亡后晋以后，曾对尚未建立后汉政权的刘知远说“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辽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南朝”无疑是指后晋政权，“北朝”则是指契丹。北宋政权建立之后，辽人仍称北宋为“南朝”而自称“北朝”。如，建隆二年(961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在致宋知雄州孙全兴的书信中称“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今兹两朝，本无纤隙”，书中虽未明确称宋辽为“南朝”和“北朝”，但文中先称“南北”后称“两朝”，亦寓有“南朝”“北朝”之义。再如，辽景宗乾亨三年(981年)辽人赵衡所撰《张正嵩墓志》称“我北朝大圣皇帝，初创乾坤”，则是辽人明确自称“北朝”的重要史料。此后，辽人自称“北朝”的事例就更多了。到了辽圣宗与宋签订“澶渊之盟”时，双方正式确立了“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后来虽然有的宋人提出不应该与辽互称“南朝”“北朝”，但由于辽人坚持自称“北朝”以及“南朝”、“北朝”的称呼已经相沿成习，双方有关“南朝”、“北朝”的称呼一直没有改变。辽人主张与宋朝互称为“南朝”和“北朝”，明显具有“南朝”是“中国”的“南朝”，“北朝”是“中国”的“北朝”，“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第三，袭用“中原”即“中国”、“九州”即“中国”的理念，以为自己部分进入中原地区且在“九州”中国之内，应该属于中国，同时，也承认宋朝在“九州”之内，也是“中国”。

历史上“中国”的含义之一是用来指称中原地区，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至于中原所包括的范围，并没有人认真界定，但一般认为，幽云地区多在中原政权管辖范围之内，属于中原，属于中国。史书记载，契丹：

“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周世宗复收瀛、莫，宋陷易州，后契丹尽有奚、达靼、室韦、渤海扶余及中国十八州之地。其振武丰州，旧在胡中，而中国置吏领之，寻亦陷”。

“契丹遂入中国”。

辽人虽然没有全部占有“中国”(中原)地区，只是部分占有“中国”(中原)地区，但也算进入“中国”地区。元人所撰《辽史》说，辽“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 “太宗兼制中国”等，就是这个意思。宋人富弼曾说，辽人“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如此，辽人自称“中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此外，中国古代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还有“九州”和“大九州”之说。在《尚书·禹贡》较早构建的“九州”天下体系之中，冀州是中心，为“帝都”之所在。有关冀州的地域范围，《禹贡》并没有明确论述，但冀州条下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等记载，孔安国传引“马云‘岛夷，北夷国。’”孔颖达疏又引“王肃云:‘鸟夷(即“岛夷”)，东北夷国名也。’”又说“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按此构想，则知冀州地域范围十分广远，已达东北之地。由于冀州地域广远，“禹治水之后，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大明一统志》在记述此事时说“舜分冀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按此推论，则幽、并、营三州已达北方塞外及东北远夷之地。按照此种说法，远达塞外之地的幽、并等州原来都属于冀州，冀州为“九州”之中心，为“中国”，无怪乎南宋灭亡之后，陆威中等人为了讨好元人，称“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元人撰写《辽史》时即持此说，谓“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将辽人活动地域说成是《禹贡》“九州”之冀、青分出来的幽、并、营州地域，幽、并、营州地域原在“九州”之内，后在“十二州”之内，“九州”、“十二州”是“中国”，辽人活动的地域自然就成了中国的地域。《礼记·王制篇》亦称“四海之内九州”，认为九州在四海之内，四海之内应该包括辽人活动地域，辽天祚帝即持此说，他曾在册封完颜阿骨打的册文中称“荷祖宗之丕业，九州四海属在统临”，不仅将辽人活动地域说成在“九州四海”之内，而且将“九州四海”说成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辽人认为他们在“九州”之内，并没有将宋人排除到“九州”之外，无疑也是承认宋朝是中国的意思。

古人还把神秘的天空看做神界，将二十八宿等众星拱卫的北极看作是“天中”。认为，“二十八舍(宿)主十二州”，二十八宿拱卫的北极所笼罩之地就是“中国”。辽人何时开始依据“九州”和“十二州”学说自称中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松漠纪闻》记载了一条为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出，在辽道宗朝，“九州”和“十二州”学说已经广为流传了。这条史料中所称《论语》的原文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各家注释多强调“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少有直称“中国”者。辽道宗特别强调众星拱卫的北极之下为“中国”，无疑是在强调二十八宿拱卫的北极主十二州，应该包括《禹贡》“九州”及舜时的“十二州”，也就是说应该包括辽朝在内，辽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辽人认为自己部分进入中原地区且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内，应该属于“中国”，同时也承认北宋在“中原”，也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内，也是“中国”，毫无疑意，这也是辽宋同为“中国”的思想观念。

第四，辽人袭用佛经“南赡部洲”之说，自称“中国”，但并不否认宋朝也在佛经所说的“南赡部洲”之内，也是“中国”。

辽人在其国号前加称“南赡部洲”的石刻资料很多，其义为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人引用郑樵“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之说，谓“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早在宋末元初，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一书中即对郑樵的观点提出了疑义，他说“郑氏因牛、女间有十二国星，而以为华夏所占者牛、女二宿，且引释氏南赡部州说以为证，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虽属扬州，而华夏之地所谓十二国者，则不特扬州而已，又扬州虽可言东南，而牛、女在天则北方宿也，与南赡部州之说异矣”，认为牛、女二星所主之地仅为“九州”之中的扬州之地，并非全部华夏之地，与佛教所说的“南赡部洲”并非是一回事。

实际上，佛教所构想的“南赡部洲”是佛教有关大千世界地理体系构想的“四大部洲”之一，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天竺、日本等地，朱熹曾说“中国为南潬部洲，天竺诸国皆在南潬部内”。因此，历史上也有人称“南赡部洲”为“中国”。辽人在其国号前加称“南赡部洲”，既有辽朝属于南赡部洲之意，也有辽朝属于“中国”之意，并非是自比于郑樵所说的仅为牛女二星所主的“华夏之邦”。

辽人在其国号前加称“南赡部洲”自认为属于“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宋朝也属于“南赡部洲”，也就是没有否认宋朝也属于“中国”的意思，认为辽和宋都属于“南赡部洲”，都是“中国”的意思。退一步讲，我们如果将辽人自称“南赡部洲”释为“自比于华夏之邦”的话，也是辽在自比于“华夏之邦”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宋是“华夏之邦”的意思，而指辽和宋都是“华夏之邦”的意思，也有辽宋同为“中国”的意思蕴涵其中。

第五，承袭历史上“夷狄用‘中国’之礼则中国之”的思想观念，自称“中国”，但不反对汉人懂礼亦为“中国”，具有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的思想认识。

历史上的“中国”除了具有“华夏”、“汉人”、“中原政权”、“汉族政权”等含义以外，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孔子十分注意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中国和四夷可以互相转变。韩愈在概括孔子这一思想时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用“礼”来区分中国和夷狄以及中国和夷狄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辽人即接受了历史上“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 “中国尚礼义”， “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中国者，礼义之所存”， “中国者，礼义之所由出也”等思想观念，“颇取中国典章礼义”，“治国建官，一同中夏”， “改服中国衣冠”， “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使自己的文化迅速跻身于中国文化之行列，理所当然可以称“中国”了。这方面的典型材料就是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松漠纪闻》所记载的史事: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中国)，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就是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华(中国)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已经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辽人在接受“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等赋予“中国”以文化意义的观点，大力张扬夷人懂礼即为“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将汉人懂礼排除到“中国”之外，认为不论华夷，只要懂礼即为“中国”，这种思想观念显然是一种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的思想观念。

第六，辽人称自己为“中国”，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具有辽宋同为中国的思想倾向。

辽人不仅通过自称“炎黄子孙”、自称“北朝”、自称“南赡部洲”、自称懂礼等表达自己是“中国”的思想意识，有时也直接称自己为“中国”。如《辽史·耶律倍传》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这则史料，固然表达了辽太祖对“中国”的无比仰慕，但也说明他开始以“中国”自居了。因为我们既可以将这条史料理解为辽朝统治者积极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也可以理解为佛非中国教，中国人不能尊崇佛教，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中国人应该尊崇孔子所创立的儒教。后一种解释与唐代道士赵归真“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韦氏子“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述“佛非中国教”，简直如出一辙。如果按此理解，此语应该是辽人站在中国立场上以“中国”人自居的一种表现。如是，则可以说明辽太祖在建立政权之初就以“中国”自居了。此外，《辽史·刘辉传》还记载，辽大安末年，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所说“中国”，就是指辽人，主要指契丹人，而“诸番”一词则指辽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户”则主要指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可见，辽人自称“中国”并非虚言。

近年来，学者对契丹文字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即实先生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于义为“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刘凤翥亦认为契丹小字中“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译，其原意是“中央”。

刘凤翥又从出土契丹文字中发现，辽人用契丹文字称自己建立政权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大中央辽契丹国”等，在“契丹辽国”或“辽契丹国”双国号前冠有“大中央”一词，认为“‘中央’也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倘如此，则是同时使用‘中、契丹、辽’三个国号”。刘凤翥先生将“中央”释为“中”，没有进一步释为“中国”。其实，这些石刻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以及即实、刘凤翥等人所释契丹小字“契丹”于义为“中央”、“大中”等就是“中国”、“大中国”的意思。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年)的《鲜演大师墓碑》中就有“大辽中国”一语，这里的“大辽中国”与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辽国”两个词组的前后顺序不同，但无疑“中国”和“中央”出现了重合，这就为我们将石刻契丹文字中的“中央”、“大中央”解释成“中国”、“大中国”提供了旁证。如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辽人无论是称自己的国号为“契丹”还是称自己的国号为“辽”，都有自视为“中国”的意思。

辽人自称“中国”，并没有否认宋朝是“中国”。史书明确记载，辽朝一直称五代和北宋为“中国”，如《辽史》一书“中国”一词共出现15次，其中6次为辽人所使用，除一次明确指辽人以外，余均指中原及占据中原的五代政权。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国”一词共出现594次，其中为辽人所使用6次，皆指中原或中原政权。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国”一词共出现134次，其中辽人使用5次，均指中原和中原政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国”一词共出现756次，其中辽人使用7次，皆指占据中原地区的北宋。《契丹国志》“中国”一词共出现58次，其中辽人使用9次，皆指中原及中原政权。可见，辽人自建立政权之始，即承认五代和北宋是中国。即使在学界普遍认同的辽兴宗明确自称“中国”以后，仍然称宋朝为“中国”。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欲伐夏，遣使告宋书称“元昊负中国当诛”，宋德金认为，这里的“中国”应指宋朝，而非契丹自谓。重熙十七年(1048年)，宋人韩综出使契丹，“辽主问其家世，综言父亿在先朝已尝持礼来，辽主喜曰:‘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宜酌我。’”辽兴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宋朝。辽兴宗的继任者辽道宗是一个明确称辽为中国的皇帝，这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他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他在即位之前，曾在开泰寺铸银佛，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道宗镌于佛背的“中国”一词，虽然不能明确说指宋朝，但绝非指契丹或辽朝，应该含有汉地、汉人政权或中原、中原政权之义，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原政权，如是，则应包括宋朝在内。辽道宗不但在即位前称宋朝为“中国”，即位后，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曾向宋朝“求仁皇帝御容”，当宋朝派人将宋仁宗画像送到辽朝，辽道宗“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辽道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载，宋人起用司马光为相，“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无生事开边隙。’”辽人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宋朝。辽道宗朝不仅皇帝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仍然承认宋朝是“中国”，一般大臣也承认宋朝是“中国”。辽道宗大康八年(1082年)宋朝韩忠彦使辽，辽人“使参知政事王言敷燕于馆，言敷问:‘夏国何大罪，而中国兵不解也?’”指责宋朝对夏用兵，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像这样辽人在自称“中国”以后，仍然称宋朝为“中国”的史实很多，不再赘述。

可见，辽人在建国之初就以“中国”自居，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中国多元一体”的思想与这些认识，有着深刻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金人自称“中国”，

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

第一，金人进入中原以后，即援引历史上“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思想和主张，自称“中国”。

《金史》一书，“中国”一词共出现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区以外，其余均指金朝。此外，“中国”一词在金人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一书中共出现14次，在元好问《中州集》一书中共出现4次，在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一书中共出现5次，在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一书中共出现6次，在李俊民《庄靖集》一书中共出现2次，在刘祁《归潜志》一书中共出现10次，在《大金德运图说》一书中出现1次，在杨奂《还山遗稿》一书中共出现3次，在这些金人著作中所出现的“中国”一词，除了指历史上的中原或中原政权以外，全部指金朝。说明在辽宋夏金并立时期，金人一直以“中国”自居。

《金史》记载，海陵王完颜亮意欲伐宋，其嫡母徒单氏表示反对，曾劝谏说，“国家世居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既徙中都(今北京)，又自中都至汴(今河南开封)，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梁珫在劝完颜亮伐宋时也说，“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这两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指金朝。金世宗时，北边蒙古兴起，不断南下骚扰，成为金朝北边威胁，“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修界壕)以御之”，李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不同意，说：

“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

后来，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所说“中国”，都是指金朝。金章宗时期，宋人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不相信宋人会败盟，完颜匡说“彼(指宋朝)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指南宋改年号为“开禧”)，岂忘中国者哉”。独吉思忠也说:“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所说“中国”，也都是指金人所占据的原北宋的中原之地，并引申为整个金朝。后来，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宋将吴曦叛宋投金，《金史》则说他“恃中国为援”，也是指吴曦要以金朝为援，所说“中国”仍指金朝。金章宗后期，由于金人大量购买宋人茶叶，引起财政紧张，“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将宋与“中国”对举，“中国”一词也指金朝。后来，蒙古为了进攻金朝而先攻金朝的盟友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朝求援，金章宗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所说“中国”无疑是指金朝。金宣宗贞祐初年，“中国仍岁被兵”，在蒙古进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驻中都(今北京)，赵秉文乘时上书言三事，“大约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塞，车驾幸山东为便”，所说的“中国”，也是指金朝。金哀宗面对蒙古的进攻，节节败退，但他们仍然不把宋人放在眼里，曾说“北兵(指蒙古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哀宗将蒙古、宋人与“中国”对举，所说“中国”也指金朝。后来，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将士说“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说明金朝将士也称金朝为“中国”。

至于李纯甫著《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书，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以金朝为“中国”的史料，更为大家所熟知。说明金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一直自称“中国”。

金人自称“中国”，虽然不为大多数宋人所接受，但宋人中也有人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承认金人占据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并引申金朝为中国。如陈亮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劝皇帝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宋朝经略荆襄，“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陈亮在这里说的“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以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

第二，金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

金人在援引历史上“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思想和主张称自己为“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将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

据史书记载，金人在初起之时，一直称北宋为中国，如:金人进据燕山(今北京)以后，宋使赵良嗣再次使金向金太祖请求归还宋朝燕山等地，金太祖曾回答说“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宣和五年(1123年)又说“我与中国约，同取燕云，中国得其地，我得其人。”这两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指北宋。金人灭辽以后，仍称北宋为中国，如金人第二次攻宋，在讨论作战方案时，宗翰曾说，“东京(今河南开封)，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所说“中国”也指北宋。

金人灭北宋以后，并未改变称北宋为“中国”的习惯，同时，南宋是北宋继承者的事实，又使他们意识到很难将南宋与北宋完全割裂开来而将南宋排除到中国之外，仍然无奈地称南宋为中国。如完颜亮曾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等于说，没有统一南宋，就不能成为中国正统，无疑是他对南宋是中国正统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哀叹。世宗虽然声称“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意欲向天下表明，金朝没有统一南宋，也可以称中国正统，但他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大定八年(1168年)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的《册命仪》中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表示他们要继承“中国”立太子制度，按《礼经》立嫡的思想立太子。这里的“中国”绝不会指女真，应该指汉人，汉人只有建立政权才会有立太子制度，因此，这里的“中国”应该指汉人政权，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南宋也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按此理解，金世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应该指包括南宋在内的一切汉人建立的政权，应该不会将南宋排除在外。金章宗倒想将南宋排除在中国正统之外，在他组织的“德运”问题大讨论中，甚至有人主张越过北宋直接继承唐朝为中国正统，将北宋也列入非正统的闰位，但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章宗也反对将北宋排除到中国正统之外的意见，但他又想将南宋排除到中国正统之外，如何割断北宋与南宋的继承关系，无疑又成了摆在章宗等人面前的难题。因此，章宗时期的德运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其意欲将南宋排除在中国正统之外的观点并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直至金末，仍有人称南宋为“中国”。比如，刘祁曾说，显宗完颜允恭“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又说“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有文化之涵义，但不会指女真文化，而是指“汉文化”，汉文化就是汉人及其建立政权的文化，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应该属于汉文化范围。按此理解，刘祁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包括南宋在内的汉人及汉人建立政权的文化，如此说来，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并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

众所周知，金人元好问曾将自己编撰的有金一代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所用“中州”一词就是“中国”的意思。据由宋入元的南宋遗民家铉翁所说，元好问不仅将那些“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视为“中州人物”，也将那些“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的人物看成是“中州人物”，他认为:“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说明元好问不仅以中原为中国，以金朝为中国，还按照“道统文脉”的文化标准，将那些“虽在万里外”，但“道学文章为世所宗”，有“功化德业”者称为“中国”。家铉翁对元好问“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十分感慨，曾赞叹说:“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从家铉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元好问不仅用“中州”指称中国(金朝)，也用“中州”指称“九州四海”，指称“天下”，赋予“中州”、“中国”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义。显然，当时的“九州四海”、“天下”也包括宋朝在内，元好问虽然以金朝为“中国”，但他并没有将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

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一文中，曾援引韩愈的话说:“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认为中国采用夷狄之礼就是夷狄，夷狄采用中国之礼就是中国。在此基础之上，赵秉文又进一步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的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理论。赵秉文在这里所说的“汉”，就是“中国”。他认为，是否应该称为“汉”以及是否应该称为中国正统，标准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不管你是何种族，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汉”，即是“中国”。言外之意，金人懂礼，有公天下之心，就是“汉”，就是“中国”;宋人懂礼，有公天下之心，也是“汉”，也是“中国”。显然，这也是金宋都是“中国”的意思。

足见，金人进入中原以后，即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金人并没有将宋人排除于中国之外。作为分立对峙政权，金人承认金、宋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不同政权，各有自己的国号，互为外国，但作为“中国”，他们又认为金、宋都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多元一体”意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辽金时期确实存在“中国多元一体”意识。张博泉和费孝通提出的“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理论。这说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学术概念，符合辽金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朝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实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 节选自赵永春：《 “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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